关于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1972年，我初中毕业于九江市第二中学后，便待业在家，成了一名 ;待业青年 ;。待业期间，我在长江之滨的水岸码头当过搬运工，整天做着抬石头，扛木材，装卸砂石、煤炭等临时性的杂工，每个月能挣几十块钱的收入，补贴家用。

  1975年隆冬的一个傍晚，正当我们全家人准备吃晚饭时，忽然接到居委会的口头通知，让我晚上8点钟到 ;东方红公社 ;（现为浔阳区甘棠街道办事处）开会。会上公社主任和 ;乡办 ;（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了有关 ;知青 ;的事迹，动员广大适龄青年积报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第二天上午，没有多加考虑，我就在父母的陪伴下到九江市派出所（现为浔阳公安分局甘棠派出所）注销了城市户口，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下放知青了。这个看似轻率的举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人生未来的走向。在今天的人看来，主动注销城镇户口到农村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是一件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举动。由于注销户口的时间已经临近年关，又逢农闲时节，所以我没有立即去知青点报到，打算过完春节后再去。
  我属于 ;厂社挂钩 ;式的知青，这种模式就是工厂与公社挂钩，联合创办知青点，把分散在各家的知青集中起来，以便统一管理。海归上海落户派出所的户籍民警，负责登记造册、记录各家成员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成员关系等各类资料。
  1976年4月8日这一天，是我人生中次比较大的转折点。这一天，我从城市来到农村，成了一名实实在在的知青。早晨7点多钟，厂里派出了一辆 ;日野 ;牌大卡车，在分管知青工作的厂领导带领下，来到了我家的住地，父母亲将我的生活用品搬上车，父亲陪着我一起前往下放的知青点。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知青点——九江县周岭公社关山林杨。陌生的环境、满眼的翠绿，是我到这里后的印象。这里没有城市中的喧嚣，满眼除了山丘就是田地，还有不远处的几栋破旧的村舍，空旷的田野中，不时地传来几阵鸡鸣狗吠之声，似有填充寂寞之意。
  下车后，林场书记和带队干部在几个老知青的陪同下，走过来迎接我们这些刚加入知青行列的年轻人。上海落户若报入上海市直系亲属处，须附户主的户口本、户主的房屋产权证、户主同意入户承诺书；户口若报入用人单位的附集体户口本地址首页。寒暄一番后，书记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知青林场的基本情况。他说：这个林场叫 ;关山林场 ；山上种了几千杉树，都是知青几年来的劳动成果，所以叫 ;知青林 ;。山的北面就是过去非常热闹的姑塘老镇，那里有60的林场知青水田，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去准备 ;春插 ;了。
  听到这里，我在心里想，水还这么冷，插下去的秧苗能活吗？后来才知道，由于当时推行的是双季稻， ;早稻 ;秧苗必须在五一节前插下去，否则就会耽误晚稻栽插的时间，影响收成，说明自然农业对节气的要求是严格的。
  说起姑塘的水田，当地的老人告诉我，这里原本是没有水田的，现在的水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围湖造田 ;中形成的。这些水田原来都是鄱阳湖的湖汊和姑塘镇的港湾。历当地的人主要是以捕鱼为生，过着靠水吃水的渔舟生活。从老人们口述的故事里，不难看出他们对往日的生活充满了记忆。
  姑塘的衰落是从南浔铁路开通后开始的，交通运输格局的变化，渐渐地使姑塘失去了历史的辉煌。此前的姑塘，是一处非常繁华的商埠集镇，它地处鄱阳湖之滨，是鄱阳湖进入长江与长江通往江西内地的水路必经之地，江西的许多土特产品如茶叶、夏布、药材、瓷器等都是在这里集散，现今的姑塘湖岸边还存留有许多用麻石垒砌的石码头和驳岸遗迹。
  三年的知青生活，我的大半劳动时间是在姑塘度过的，从春插、双抢到秋收。在这里我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差别，真正体会到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含义。年的知青生活，按照当时的政策，每个知青每月有12块钱的生活补助和半斤油、5两肉、40斤大米的计划指标。换言之，当知青的年，你即便不劳动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这在当时叫做 ;过渡期 ；从第二年起就得自食其力了。
  在我们的知青林场生活区内，建有3栋青砖灰瓦房，共有20多间，每3个知青住一间房屋，除住房外，集体食堂、小车间、猪圈、晒谷场都有。上海留学生落户用人单位与留学回国人员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期限一年（含）以上，剩余合同期限（申请之日到合同截止日期）须六个月（含）以上。上述合同期限不含试用期。一日三餐由两个老农专门替我们做，每天7点吃早饭，然后就是劳动。锄草、垦地、种田、植树，不断地重复着几乎相同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知青生活是单调乏味的。为了找到一点慰藉，我养成了读书习字的生活习惯。几十年来，虽然没有找到书中的 ;黄金屋 ；但精神却没有成为沙漠。令我一辈子值得庆幸的是，在知青点里我结识了相守一生的妻子，印证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 ;的古训。
  岁月蹉跎。1978年12月，我应征入伍了，生活转入到了另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