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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位专家，1场座谈会，1个月后上海落户政策出现松动。这中间的逻辑链条，比多数人想象的更直接。

　　上海这一次放宽落户，核心不是政策条款本身有多大创新，而是时空背景完全变了。就在政策出台前一个月，中南海召开了一场“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为“十四五”规划定调。参会的9位专家里，8位是常客，唯一的新面孔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政协委员陆铭。

　　陆铭这个名字，关联着一个争论多年的观点：大国大城。简单说，就是中国的大城市规模还不够大，人口集聚还不够多。这和过去几十年“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镇化思路几乎是正面冲突。就在2026年，还有高层官员在公开论坛上强调，新型城镇化必须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盲目扩张，重心要放在中小城市。

　　但到了2026年，情况变了。

　　“内循环”成为经济发展主线，刺激国内需求、破解结构性矛盾变得紧迫起来。陆铭的研究恰好切中了这个命题。他指出，“均衡发展论”在实践中推高了资源错配——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建设用地指标卡得很紧；而人口外流的中西部中小城市，土地供应却持续增加，建了大量利用效率极低的工业园区和新城。

　　一个直观的数据是：上海至今仍保留着将近19万公顷的耕地面积。全球范围内，你很难再找到一个超级城市，把如此寸土寸金的土地资源锁定在低效益用途上。在一个市场机制主导的国家，房价高、地价贵的地方理应增加土地供应，但我们的土地资源配置常常是反向操作。

　　很多人担心，人口过度集中会让大城市不堪重负——交通瘫痪、学校挤破头、医院人满为患。陆铭的判断是，这种焦虑搞错了病因。

　　拥堵和资源紧张，本质上不是人多造成的，是规划前瞻性严重滞后的结果。十几二十年前的城市规划，没有预见到后来的人口规模，配置的公共资源太少，供需失衡到今天才集中爆发。解决办法应该是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去匹配需求，而不是把人口往外推。

　　通勤压力就是个典型例子。市中心交通拥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人太多”，于是用行政手段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可职住分离恰恰因此加剧——人搬到郊区，工作还在市中心，每天长距离往返的人反而更多，城市运营压力不减反增。问题出在规划落后和资源配置失当，不在于人的数量。

　　陆铭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建议直指两个要害：

　　一、人口集聚可以进一步强化。当前人口的空间集聚明显滞后于经济集聚，欠发达地区受限于人口过多、资源禀赋不足，人均收入很难提上去，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也推不动；而沿海发达地区反而持续面临劳动力短缺。

　　二、土地和住房空间错配必须校正。大量建设用地指标给了人口流出地，导致当地房屋闲置、投资回报低、地方债务率高企；人口流入地的大城市却因为建设用地供给不足，房价被长期推高。这个循环已经带来了现实的地方债务风险。

　　这些观点一度在政界和学术界被视为少数派。所以当陆铭走进中南海座谈会并发言时，业内相当一部分人感到意外。

　　顶层思路可能正在调整

　　这预示着关于城镇化和土地资源配置的顶层思路，可能出现重大调整。座谈会结束一个月后，上海迅速出台落户放宽政策，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它更像一个信号：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正在被重新审视，未来五年，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资源的重新配置，大概率将成为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

　　方向已经划出痕迹，剩下的只是节奏和落地。对于那些条件早已备齐、只差一个窗口的申请人来说，这张底牌的翻开方式，值得继续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