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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上海的生育率不升反降；尽管今年年初全面二孩放开，但也没有激发更多的夫妻生二孩的意愿。在昨天由市人口学会和市老年学会举办的“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家庭育儿公共政策支持跨学会”论坛上，有专家透露，今年的“猴宝宝”兴许还没去年的“羊宝宝”多，预计将低于前年的上海出生人口数量。

预计今年户籍出生人口为10万出生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顶峰

论坛结束后，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接受了青年报记者的专访，并透露了一组数据，预测户籍人口出生将在2017年达到顶峰，之后再创新高较难。“去年户籍出生人口数是10.38万，2014年是12.41万。也许有人会说，去年是农历羊年，出生人口下降不足为奇，但今年10月24日获得的不完整数据显示，今年的户籍人口出生数仅为8万多，按照每个月的平均数计算，今年预计户籍出生人口数为10万左右，这说明上海夫妇的生育意愿没那么强。”

周海旺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夫妇不愿意生二孩，无非是因为经济压力、没人带孩子（祖辈不愿意带二孩）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大量的托儿所能为双职工家庭减负，但现在0-2岁的托幼机构缺乏。再加上现在用人单位对女性的就业歧视，甚至有的单位规定女员工按计划生孩子。女性不能自由地想生就生。”

周海旺同时认为，在二孩时代的福利补贴甚至比独生子女还少了，只是多了配偶的陪产假等无需补贴的内容。反观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都对生育子女的父母予以现金奖励。譬如法国、芬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于新生儿家庭会给予相当于人民币2000-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奖励政策对于领养的孩子也同样有效。在东亚地区，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高达每人6000美元，如果是第三胎或以上，该奖励金额将上升到约8000美元。法国生育头胎的家庭每月可获得约177欧元的补贴，如果在三年之内生育第二胎，则额度会上升到约600欧元，补贴将持续到孩子年满6岁，如果再生育第三胎，则补贴会增加到900多欧元，且持续支付到孩子满18岁。

周海旺表示，在芬兰，3岁以下幼儿未使用公立育儿中心者每月可获约人民币560元至1600元的育儿贴补；3至6岁幼童未使用公立托儿设施者，每月可获约人民币350元至1100元的托儿贴补；而对于3至6岁幼童受托于私立托儿机构者，则由政府直接贴补私立幼儿中心，每位幼童每月约人民币785元至900元。

生育抚养与家庭生存八成家庭关系因二孩感到压力#

在论坛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孙莉莉公布了一份调查。她认为，随着“单独二孩”和“双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上海育龄女性低生育率的现状并未得到明显改善。2015年上半年上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分中心在上海16个区县的两孩家庭，以及符合“单独二孩”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家庭中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深度分析当前两孩家庭的生存压力状况。调查显示，上海两孩家庭普遍存在生存压力，且生存压力与上海目前生育保障制度和支持家庭养育的政策体系有直接关系，亟待通过政策调整缓解两孩家庭生存压力。

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感受到了生育二孩的经济压力。受访者的平均经济压力值是3.474（5为最大值）。54.7%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47.5%的受访者认为存在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同时存在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经济压力的受访者占43.8%。家庭年收入的不同是造成他们感受到不同经济压力的最重要原因，较之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在考虑生育二孩时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孙莉莉分析说，两孩家庭生存压力的成因分析有很多，包括传统生育福利制度的保健与激励功能弱化，相对于高收入家庭，生育津贴、增加多子女家庭补助等措施对于低收入家庭有更加明显的吸引力。适度延长或设置弹性产假、哺乳假对于缓解在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女性生育二孩的压力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

其次是托幼服务体系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低。相对于工勤岗的职工，管理岗、技术岗位的人员更加倾向于通过社会提供优质的托管服务、在工作单位设置看护机构来缓解生育二孩的压力；再则是再生育女性职业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低收入家庭的生育女性比高收入家庭生育女性重返职场的难度更大，低收入家庭对完善再生育女性职业权益保障机制的政策诉求明显高于高收入家庭。

孙莉莉举例说，家庭关系压力来自于“生活品质降低（闲暇时间、交流夫妻感情时间变少）”、“头胎孩子不接纳”和“性别选择的压力”三项。受访者的平均家庭关系压力值是3.3（5为最大值）。44.1%的受访者感受到了“生活品质降低（闲暇时间、交流夫妻感情时间变少）”所带来的压力，16.8%的受访者感受到了“头胎孩子不接纳”所带来的压力，18%的受访者感受到了“性别选择的压力”所带来的压力。7.5%的受访者感受到了上述各项压力。

据统计，“担心生活品质降低”比“头胎孩子不接纳”和“性别选择”带来的家庭关系压力要大。这是因为，作为生育二孩主力的“80后”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备受关爱，追求生活质量，他们更担心生育和养育二孩挤压个人闲暇时间、降低生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