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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上海应届生落户评分办法调整，把直接落户的试点范围从北大清华，扩展到了在沪的四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交大、复旦、同济、华东师大。这意味着，这四所学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直接落户。

　　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觉得，这不是赤裸裸的学历筛选吗？算不算一种歧视？

　　但换一个角度看，高学历人群一般被认为能创造更多价值，缴纳更多的税，为城市做出更大的经济贡献。这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外来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赎买。赎买的人多了，户籍的含金量不但不会被稀释，反而可能增加。就像深圳，一个当年的小渔村，正是在无数人涌入、进行身份赎买的过程中，其户籍的价值才从零开始，逐步确立。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面临着现收现付的社保压力和老龄化挑战，放宽外来人口的身份限制，实际上也是放开对这种赎买的接纳。

　　一个形象但不完全精确的类比是：一个拥有本地养老和医疗压力的上海老人，通过让渡自己户籍身份下附带的部分教育资源，换取更持续的医疗保障。源源不断的、有贡献能力的新市民，共同支撑起了一个城市的高福利供给。

　　筛选高价值人群，如果目标是避免过快的城市化冲击，在策略上有其可接受的一面。但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于：评判标准是什么。

　　理论上，以一个城市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标尺，看一个人实实在在缴纳的社保和个税，要比单纯看毕业院校更公平，也更高效。直接以学校背景划线，之所以引发疑虑，一是涉嫌歧视，二来，名校毕业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未来一定能在上海创造出预期中的财富。

　　这次新政出台，很多人把它放在过去几年各城市“抢人大战”的脉络里，看作是上海终于出手的信号。

　　但明面上的动作之下，或许存着更深层的转向。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下，释放内需是核心目标之一。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其规模效应带来的机会与溢价，是提升收入和消费的强大引擎。从这个逻辑推演，城市化政策的重心，必然会从过去分散的城镇化，缓慢而坚定地移向更有集聚效应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一个长期持“大城市化”观点的学者，受邀参加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他的核心观点鲜明：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大了，而是被管控得太厉害，应该容纳更多的人口集聚。

　　这种级别的学者参与顶层座谈，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细品的信号。它或许意味着，以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为目标的新一轮城市化政策，正在悄然破题。那些被认为已经足够大的城市，可能会再次张开怀抱，用一种更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人口流动带来的所有可能性与复杂性。对符合条件的年轻人而言，当下的窗口期依然值得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