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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创产品这几年势头很猛。从故宫的“朕知道了”胶带纸，到苏州博物馆的秘色瓷莲花碗曲奇，几乎每隔一阵就有新品窜红。但热闹背后，政策推力和现实瓶颈之间的拉锯，才是这场“文创春天”真正的底色。

　　4月12日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明确传递了“文物合理适度利用”的信号。紧接着，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顶层推动已经很清晰——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这些文化单位，需要把馆藏资源变成可感知的文化产品。

　　不过，方向明确不等于道路畅通。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李六三曾坦率地归纳过几个核心瓶颈：政策层面的馆藏开发权属争议、知识产权保护几乎形同虚设、设计人才匮乏、工艺制造跟不上市、营销渠道单一等等。简单说，是“文化人要做产业事”的错位。

　　更具体的麻烦在于侵权。新品一上市，低价仿品迅速铺开，维权成本远高于侵权成本。再加上文博机构在编人员很少有经营意愿，而外聘职业经理人又面临管理失控的风险，导致很多产品陷入低水平雷同。这个局面如果不打破，文创的热度很难沉淀为真正的产业能力。

　　一些应对正在浮出水面。上海博物馆在“国际博物馆日”启动了创意设计大赛，试图从高校端培养设计力量。苏州博物馆则走了另一条路：一边自己开发，一边引进大英博物馆的明星产品——木乃伊铅笔盒、楔形文字手表等。这种“引进来”的打法，短期内能拉高产品线丰富度，但长期看，自有IP的打磨仍是关键。

　　国博的动作更大。过去三个月里，它先后与阿里巴巴集团和上海自贸区管委会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了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文创中国”平台。李六三对此的表述很直接：“文化人干文化的事，产业人干产业的事。”

　　平台的核心逻辑，是让国博负责梳理、确权和授权馆藏版权资源，而设计、投资、生产、销售全部交给阿里和自贸区企业去完成。

　　这等于把以往压在文博单位身上的重资产环节，整体外包给了商业端。从商业模式看，它解决了投资瓶颈和营销瓶颈，但也对版权确权、数据整理等前端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国博现有3000多款产品，其中1800多款拥有自主设计版权，这意味着仍有大量馆藏资源待开发。把高清数据、三维扫描、研究成果系统化整理后分批授权，将直接决定平台能否持续运转。

　　具体到产品层面，国博的产品策略也在调整。过去纯观赏性的摆件正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创意性和实用性的产品：东汉击鼓说唱俑变成了小音箱，四羊方尊改成了茶叶罐。在天猫旗舰店里，销量前三的要么是纸胶带这类极低客单价商品，要么是防雾霾口罩这类日常刚需品。背后的逻辑是：文化元素必须嫁接实用功能，否则很难在电商渠道跑量。

　　文创产业的难点，从来不只是创意本身。当行业面对政策模糊地带、知识产权保护乏力、产业链条割裂这些深层问题，单一机构的孤军奋战几乎注定会碰到“顶棚效应”。引入专业服务力量来梳理版权、对接产业资源，正成为一些头部机构破局的路径。在这个背景下，像凡图落户咨询这类专注于上海政策落地的服务机构，虽然身处不同领域，但其逻辑是相通的——把复杂的政策框架、审核流程和隐性门槛，转化成可执行的对接方案，让专业的人去处理专业的事，以此降低多方试错成本。

　　“文创中国”平台线下部分落在上海自贸区，标志着国博的探索从战术层面走向了战略层面。接下来，平台到底能释放多少价值，取决于版权梳理的速度，也取决于产业端对文化资源的商业转化力。文创的路，确实正在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