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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改委本周发布新一年度的城镇化建设任务，继续将1亿人非户籍人口落户城镇作为首要目标，并要求常住人口（在一地居住超过6个月）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按年至少提高1个百分点。

按照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6个月）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年末的59.58%。

这些变化中的百分比就是“城镇化率”。若参照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人均收入高的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拥有高城镇化率。实际上中国省级数据也支撑这一判断，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5%，接近英美等超一线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工业化水平提高也推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收入增长。当非农行业收入超过农业，就会吸引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化率提高是这一系列经济活动的结果。

然而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数，中国2018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3.37%。一座座城市相继解除落户限制，除了有在人口红利消退期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考量外，也有完成先期提出落户考核的因素。

国务院2016年提出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到2020年这一指标达到45%，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值，较2013年少2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按年增长1%左右、两种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值五年减少了1.5个百分点，到2020年实现政府提出的目标压力不大。而且从2017年2月开始，已经有西安、南京、武汉、长沙、东莞等30多个二三线城市陆续出台60余次人才新政，通过现金补贴、放宽落户门槛等方式“抢人”。

即便如此，今年发改委仍然进一步放宽了城市落户限制：

将全面开放落户限制城市的标准从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建制镇，升级到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对于更高级别的城区常住人口300-500万的Ⅰ型大城市，去年要求是积分落户制要提高社保和居住年限权重，今年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省会、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发改委要求今年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华创证券估计至少75座城市处在新落户政策覆盖范围内。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所以相差16.21个百分点，存在早期城市难落户以及之后农民不愿意落户的情况，这也是新落户政策试图解决的事情。

户籍制度的一些规定使这些居住在城镇的农村人口难以落户城镇，享受城镇户籍下的就业准入、医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农村户籍转成城镇户籍往往以放弃农村土地、宅基地等作为前置条件，而随着土地升值和中小城镇的户口含金量降低，农村居民也逐渐不愿意落户城镇。

《中国青年报》2011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当年浙江农林大学八成新生入学时拒绝把户口转入学校。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也显示重庆350名受访进城务工人员中，只有三成愿意放弃农村土地以获取城市户口。

但经济学家相信，新城镇化改革可以改善中国经济结构。“新”、“旧”是相对的概念，通常认为新城镇化改革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现代化而来。

以日本为例，这些政策变化最终将扭转早期城镇化改革留下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农业生产效率也将追上甚至超过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乡村家庭和城市家庭收入差距趋稳或者缩小。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在中国出口疲软、政府固投对经济拉动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消费增长对于维持一定规模的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2018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消费数据表明，中国乡村家庭消费支出已经开始从衣食住等基本民生费，往教育、医疗、文娱等方面转移，他们是潜在的消费增量。但如果要更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就需要缩小人们常说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降低城市户口含金量，让农村人口在给城市贡献财政收入的同时，也能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

至于城镇化率提高提振地产市场并刺激新一轮地产扩张的观点，目前可能难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家庭储蓄率下降，约250%的宏观负债率也有降低或者放慢涨幅的需求，这使得总体投资规模难以像过去一样快速增长，低端制造业和房地产领域的一部分投资可能让位于市政和民生投资。

题图/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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