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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继铁矿、煤炭之外，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产业，国际留学生为该国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自2001年起，中国已连续19年成为澳洲国际生最大生源国。据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2019年中国内地在澳留学人数达26.1万人，占比27.3%，稳居第一，比位列第二的印度人数高出近一倍。该国一家国际教育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在澳大利亚院校学习的中国国际学生中，五成以上是女性。（视觉中国/图）

　　马嘉兰第一次采访浙江女生小粉（化名）时，小粉24岁。到墨尔本攻读会计管理硕士学位前，小粉在家乡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两年。出国是源于大学时的梦想，也是为了避免“安定下来”，如果现在不做这个决定，“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

　　在墨尔本，成都女生若美（化名）和马嘉兰一起喝咖啡时，提到了身边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一位是才华洋溢的姐姐，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曾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找到一份工作，担任审计员。28岁左右，她结婚生子，现在家庭生活围绕着孩子——这不是若美想要的生活。另一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先去了香港读书，后来在美国。她原本学工科，但发现自己的人文兴趣，转而学了哲学和政治。若美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于是，她选择到澳洲留学。

　　在2022年2月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DreamsofFlight:TheLivesofChineseWomenStudentsintheWest》(《远飞之梦：中国女学生在西方的生活》)中，墨尔本大学文化研究院文化与传播学副教授马嘉兰将视角对准了中国90后女留学生。

　　马嘉兰在书中探讨了一项核心议题：中国90后独生女自我发展的愿望，和她们在30岁前面临的婚恋焦虑。马嘉兰敏锐地捕捉到潜藏于这一代人代际与性别符码之间的矛盾：

　　受特殊政策的衍生影响，这批年轻的中国城市女性机缘巧合地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红利”。身为女孩，她们拥有优渥的教育资源，甚至被鼓励出国留学，将自己塑造为独立的、世界性的、追求事业的个体，和男性同侪在同一舞台竞争；但另一方面她们仍身处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伦理框架内，这让她们在30岁之前，面临婚姻和家庭的诸多压力。

　　马嘉兰的英文名叫弗兰·马丁，作为一位70后澳洲女性，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书房墙上，挂着一幅中国书法作品。

　　小学五年级时，马嘉兰所在的私立女子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学两年中文，她从那时便和汉语结缘。17岁那年的一天，中文老师突然闯进教室，手里拿着一张纸，“有去北京和上海的奖学金，你们学中文的同学赶紧申请。”

　　1980年代末，她拿着澳洲政府的奖学金，搭乘中国改革开放的列车，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留学。

　　她在2012年进行了一项探索性研究，从2015年起，用了五年时间，全职投身于这项研究，在中国和澳洲两国进行田野调查，去过上海、广州、开封、成都、沈阳等地，除了女留学生本人，还采访她们的父母和留学产业人士。2015年，她在上海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已经确定要到墨尔本读书的女学生，很多人愿意参与研究，来加她的微信，“那一个月我的手机一直响”。

　　最终，50位女性成为这项研究的核心参与者。

　　这是一场长达五年的跟踪调查，在这些女性离开中国前，马嘉兰进行了最初的采访。到达墨尔本后定期见面，有时是一对一，在街边的咖啡馆，她给女生买上一份午餐，边吃边聊；有时是许多人一起在墨尔本乡间的户外野炊，草坪郁郁葱葱。她偶尔录音，没有录音时，便回到家中写下田野笔记。

　　五年间，马嘉兰每年都会回到中国，采访已经毕业回国工作的学生。这50个人至今仍和她保持联系，有的已经在墨尔本拿到了长期居留权，有的已经结婚，没有一人消失。

　　她认为90后独生子女一代具有一种很特别的性别价值观。比如特别珍惜自己的独立，把自我放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不是说自私，而是生活中，最要紧的人是自己。“我可以孝顺，我也可以做好妻子母亲，可是最重要的人还是我自己，对不起自己是最大的问题。”

　　马嘉兰希望见证她们从离开中国到毕业工作的这几年，研究这些介于17-30岁、有机会来到国外的女性，如何面对自我和传统的冲突，海外留学的经历，又如何影响她们与家庭的协商……

　　写作这本书，最初缘起于马嘉兰对留学生内心的好奇。

　　这些年，她在墨尔本大学接触到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一门给本科一年级开的课上，她要求学生写一篇小论文，分析他们居住的房间。这是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你周围的东西意义是什么，怎么建构了你的身份。”

　　读学生写的东西，像是打开一扇小窗户去看他们的世界，她常常感动。有的小房间里，装潢了很多家人的照片，甚至将家书贴在墙上。年轻时到中国读书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弗兰的人生。她好奇这些只在教室打过照面、面目模糊的留学生，内心都经历着什么。

　　另一方面，身为性别研究学者，她对这些女留学生的关注，建立在以往的研究上。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英国人类学者安妮·卡亚努斯的简明总结：作为女儿，这一代中国女性被鼓励去海外学习，而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被期望专注于家庭护理工作。

　　她在书里记下这样一个故事：2015年夏天，弗兰在上海与邱先生一家共进晚餐，讨论他们的女儿到澳洲留学的事宜。邱先生和夫人都是在1980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女儿已经在马来西亚读了四年高中，即将在墨尔本攻读工程本科学位。这对夫妇希望18岁的女儿更加独立，在国外读研究生，日后留在国外工作。但言谈中，邱夫人也希望女儿遵循性别传统，“一个人应该在完成学业，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时候结婚”。

　　这项研究的50位核心参与者的家庭大多属于职业、企业家和管理阶层，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或是中西部省会城市，只有四分之一来自较小的欠发达城市。虽然在广义上都可划入中产阶级范畴，但50个家庭仍存在两种分化：一类是依靠小规模家庭企业生活，参与实际制造和零售活动的父母；另一类是高级干部和拥有大量投资的富裕专业人士。

　　这些学生的70后母亲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大多已确立女性独立自主的想法，从小鼓励女儿独立，多读几年书，无需太早结婚。但也有个别母亲天天打电话向女儿施压，甚至说伤人的话。

　　马嘉兰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女生王立（化名）。王立当时在读研，考虑读博或是移民，她来自小城市，弗兰通过接触了解，她的母亲应当掌握一点点权力。王立很要强，有趣的一点是，她是会主动来找弗兰聊天的参与者。

　　她从小习惯优秀，多数时候能按标准人生路线的步调走。但经常因为婚恋问题，和强势的母亲在越洋视频中暴发激烈的冲突，随后又陷入自责。她极富反思精神，大脑几乎不停止运转，不停想事，虽然王立在国内已有体面的工作，但弗兰认为她的个性正好体现了这项研究探讨的矛盾，甚至放大了它。

　　“一方面她很要强，很想靠自己有一份好的职业，妈妈也这样鼓励她。可是她过了25岁生日，很多事情都变了，妈妈天天跟她说要找男朋友、结婚，怎么变成人生赢家。她是一个很想成为人生赢家的人，我觉得所谓人生赢家本身包含了这个矛盾，就是女人要事业成功，也要‘按时’成立美满家庭，那怎么可能，你让我的25到27岁怎么过？”

　　作为女儿，被鼓励自我发展；作为未来的妻子和母亲，又被期待将家庭放在人生首位。这两种似乎矛盾的想法都来自同样的人——她们的父母长辈。

　　50位核心参与者中，一些人出国是为了躲避国内认为女性“该在30岁前结婚”的社会时钟。也有人是为了避免“定下来”，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女生，代表了这种典型声音，“我不想在那里度过我的一生……我要四处看看，看看这个世界。”

　　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出国留学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选择，符合体面标准的中产群体希望。

　　出国一度与塑造独立自我绑定，代表了另一种理想人生的彼岸。马嘉兰认为，跨国高等教育的商品化需负一定责任，比如海外高校的招生宣传片售卖这样一种商品：开朗、阳光、自由，欢迎你的，喝咖啡的美丽城市。“这样的地方不存在，我们的城市肯定不是短片里那样。”马嘉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这一年龄的女性有时想寻找这种可能。

　　离开中国前，许多参与者都在采访中表达过，对在精英化的劳动市场中证明自己价值的期待。马嘉兰的研究细致记录了她们如何被排除在本地劳工市场之外，甚至被动接受向下的社会流动。许多留学生在华人餐厅做服务生，时常陷入剥削克扣或非法劳动的灰色境地。

　　但就性别处境而言，在国外的空间距离，确实让这些女性暂时避开了国内传统的性别要求。

　　有参与者曾说，这其实是一种感觉。“你在国内开门出去，会感觉邻居是不是马上要问你有没有男朋友，有一种莫名其妙、无所不在的压力。你在国外感觉不到这种日常化的压力，虽然手机可能会响，妈妈会催你。”马嘉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许多参与者将出国视为推迟30岁前结婚的规范性别脚本的手段。在马嘉兰看来，这种因流动性带来的时空差距，给女性个体发展提供了一个隔离带——创造一段非凡的时间。

　　她认为移动性有两重意义。“你从这去那，你的性别价值观会有所改变，或是有所影响，有反思空间。”而对于女性来说，远离家乡往往会提供一个探索空间。

　　“对女性来说，无论爸妈多么支持你，多么爱你，你还是他们的女儿，而作为女儿和作为儿子是不同的，就算你爸妈再好，家乡还有其他亲缘社会关系，还是会担心女性的安全，没那么自由，所以移动性对女性特别有意义，你远离他们，可能才有更新的机会，而男性可能在家乡就有这样的机会。”

　　“晚几年听起来没有什么影响，其实有。比如说在这几年之内，你的职业可以多发展一点，达到更高的收入。不要你生孩子的时候，刚好27-29岁，是你工作上比较有机会的时段。”

　　一位参与者来自较普通的家庭，她有个哥哥，已经成家，有体面的工作。刚到澳洲时，她原本有些自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可是在澳洲住了一两年以后，她觉得普通也没什么不好。赚钱就是为了旅游，不想结婚，不想生子，她想学音乐，想去墨西哥——她比较接近一般的澳洲女孩，压力没有那么大。

　　她曾对马嘉兰说，来澳洲以后，好像将来一切都很不清楚，突然你的前途是看不到的，好像有一片大雾下来了，而这意味着可能性。“比如把职业放在你生活的中心，比如去旅游，或者是不结婚，就完全不做。她觉得在国内，前途形状是可以看到的，反正这时候大概要结婚，大概要怎样，可是在国外突然什么都看不见，很难说明天、后天、大后天会有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晚几年，可能会是很大的转折。”马嘉兰解释。

　　在马嘉兰2015年年中开始田野调查的四年后，35名已经获得澳大利亚学位的核心参与者，分散在澳大利亚、中国和其他地方——16人留在了澳大利亚，其中7人拥有永久居留权；其他大多数人持临时研究生签证；18名参与者返回中国，其中16人找到了全职专业工作。

　　一些女性出发前是为了逃避某些性别歧视。“可是去国外读，毕业回来发现还是不行，因为已经27岁的女生更吃亏……有澳洲文凭没错，不过你又老了三年，不只是性别歧视，还有年龄歧视。”有一位参与者，原本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有较高层的工作，可是来澳洲读研之后，却因为年龄问题，不得不从低层工作重新做起。

　　科廷科技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中国留学生。（视觉中国/图）

　　这项研究开始前，马嘉兰好奇一个问题：出国留学的经历会如何影响这些女性与传统结构的关系。书中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展现了学术资本和流动资本，如何成为与父权谈判、改变游戏规则的资源。

　　佳颖（化名）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父亲是当地一位官员。“二孩政策”出台后，为了有一个儿子，父亲迫使年过四十的母亲生二孩，母亲不情愿。与此同时，母亲也在给女儿施压，希望她尽快追上自己朋友女儿结婚的步伐。佳颖有一个同在澳洲留学的男友，母亲不满意，因为后者经济实力不佳。

　　此后，佳颖的生活遭遇巨大变故：父母离婚，父亲有了新的伴侣，是一位年轻很多的返乡农民工，他们认识不久，已经计划结婚做试管婴儿。在激烈的争吵中，父亲骂佳颖不孝，妨碍自己幸福。这对佳颖是莫大的羞辱，也意味着经济威胁，她甚至担心父亲不支付最后一年的研究生学费。

　　“我们在漫长的午餐后分手时，佳颖带着钢铁般的决心告诉我，她将在中国新年回家解决所有的事情。”马嘉兰写道。四个月后，佳颖通过微信告诉她一件惊人的事：她在一年前曾秘密生下一个儿子，当时意外怀孕，母亲说不可能要。她躺在手术台上等医生时改变了主意，和男友结婚，向父母隐瞒了一切。那年春节，当她带着儿子下飞机时，一见到这个婴儿，父母就激动不已。

　　父亲支付了学费，佳颖学习儿童早期教育，属于“战略技能清单”上的领域，这使她能顺利过渡到技术移民签证。她不仅有更高的赚钱能力，丈夫没有固定工作，还需要她才能获得配偶签证，在家中，丈夫成为儿子的主要照顾者。

　　“佳颖的故事是对父权规范和性别角色更彻底的颠覆，原生家庭旧有的性别和代际逻辑被新的力量打破了，这种新力量来自于佳颖在海外的位置、高学历、发展独立的收入能力，以及获得海外居留权资格。虽然她最初是依靠父亲的经济支持来达到这一地位，但一旦她获得了这一切，就不再受父亲和家庭对她的控制了。”

　　马嘉兰甚至认为，年轻女性即便不出国，离开小地方，去大城市发展仍意味着更多机会。“我相信女性去大城市就读或者工作，都会变得更强、更独立，就算你当一个小白领，哪怕去找一个工厂工作，也不简单。这种移动性对女性来说，有一种价值，你远离比较不自由的家里，就可能有新的机会。这条路不好走，其实很苦，可是有的人是可以走的。我希望不只是中产女生这样做。”

　　马嘉兰计划继续跟踪这些女留学生，以此了解她们未来的发展和选择。全球性新冠疫情暴发后，留学入学人数锐减，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受到巨大打击，也给未来打上了问号。

　　马嘉兰居住的墨尔本，外出活动被限制在半径5公里内，大学教学几乎完全转移到线上。“从我们停滞不前和不确定的现在回头看，这个项目看起来像一种时间胶囊:一扇回到不太遥远的繁荣时代的窗户，那时物理流动性的逻辑不仅是高等教育的常识基础，而且几乎是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也塑造了我们。这场病毒式危机让我们想起这个世界的不稳定性。”她在序言中写道。

　　南方周末记者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