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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媒体记者通过马路扬招和手机约车的方式，随机乘坐了20辆出租车，遇到了13位上海户籍驾驶员、7位外省市户籍驾驶员，非沪籍司机比例达到35%；而在与司机攀谈中得到的反馈显示，实际比例可能还要更高，有司机甚至说：“70%都是外地人。”

　　一直以来，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本地人。1995年6月通过的《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有本市常住户籍”。该“条例”至今先后经过6次修正，但都未涉及户籍相关条款。

　　这种限制户籍的政策，涉嫌就业歧视问题，与违反相关法律，但客观地说，在过去的技术条件下，不让外地人从事出租车这样的服务行业，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本地人处于一种社会网络之中，在乎社会对自己的评价，这有助于他们的行为更稳定，更加守法、守规。

　　但是，虽然本地人基于熟人社会，行为会相对稳定，但比起学历、婚育、收入、过往历史、资产、个人信用等因素，户籍因素的关系就非常弱了。一个本地户籍、初中学历、游手好闲的人，与一个外地户籍，本科学历、上海有房、有孩子的人，哪一个更安全，哪一个更不会去骚扰乘客、更不会去绕路、不打表呢？答案不言而喻。以前，这些个人数据很难采集，所以用户籍作为前置条件，有其合理性，但在如今的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采集这些数据，并据此筛选出更安全的人。这个时候，户籍就不再重要，所谓本地户籍司机更安全，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偏见。

　　这种偏见，正受到社会规律的不断冲击。

　　从需求角度，上海的市民构成也在不断变化。以前上海本地人居多，在偏见之下，会对操普通话的外地司机有一种不信任感。但是，现在上海常住人口2400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970万，他们收入高，对出租车的需求也更频繁，是打车的主流人群，所以，上海出租车的客户中，外地人已经占了一半以上。而且，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上海本地市民的心态也更加包容。所以，从需求端来说，对外地人的排斥这种偏见已经不复存在。

　　更重要的时，本地人职业愿望的结构性升级，是大势所趋，使得这种偏见越来越不适应出租车行业的发展。

　　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更好，本地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也有成熟的社会网络，这都会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进而促使本地人的职业意愿发生结构性的升级。反过来，处于熟人社会评价中的本地人，会觉得某些工作没有面子，这就导致出租车司机群体中，本地人越来越少。

　　这种规律一直在发挥作用。最初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市区户籍的居多，后来，市区户籍司机慢慢减少，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就用崇明、南汇、金山等上海市郊户籍的司机来替代。随着经济发展，这批司机也会逐步减少。所以，当上海明明没有那么多本地户籍的人愿意开出租的时候，无视这个规律，一味墨守成规，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首先，这使得上海户籍的司机有着更强的谈判能力，更难管理，“不用我，你招不到其他人了”，这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更严重的是，上海出租车司机，就会出现无人可用的局面。

　　实际上，这种局面已经使得政策网开一面。据曾任某大型出租汽车公司业务部门经理的文先生(化名)回忆：“约在2012年，曾允许出租车行业试用了一批外省市户籍驾驶员，名额从1500人到最终的3500人。”对这批驾驶员实行了特殊政策，算是合规的。但如今，时间已经过了7年，这个数目已经远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从记者调查得到的外地司机比例来看，外地司机的数量已经远超这个数。

　　显然，这暗示着出租车公司在无人可用的逼迫下，在司机户籍上弄虚作假。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与最初为了安全限制户籍的初衷背道而驰。

　　一般来说，现在查司机的资质，只会查网约车，出租车不违规，一般不会查，但如果被查到，要罚2000元，还要扣车20天左右。不过，出租车公司会承担1800元，车辆被扣期间，公司会给司机另一辆车继续开。但是，这种暗地的操作却是有风险的，风险并不是外地人这个因素带来的，而是这样暗中弄虚作假的司机，根本没有合法的手续，更办法进行基于大数据的安全筛查，由此就造成潜在的风险。如果能合规的引入外地户籍司机，就可以进行安全筛查，大幅度的减小风险。

　　所以，现在相关部门，出租车公司不妨放弃当下已经不合理的户籍门槛，转而建立一套基于大数据的安全筛选体系，找出那些更安全的人，不管他是上海户籍，还是外地户籍。这既是上海出租车发展的必然，也是提倡依法治国，深化“放管服”的要求，也会给上海市民带来更好的行业服务水平。

　　文/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