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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自2017年开始的本轮“人才争夺战”可谓愈演愈烈。从中西部城市到东南沿海城市，各城市无论是希望借此实现“弯道超车”，还是希望通过人才引进“探索发展后劲”，纷纷入局。西安、成都、武汉、广州、深圳等20多个一、二线城市以宽松的落户标准、优惠的购房政策、生活各方面的补贴，力图吸引人才。

应当说，这一轮人才之争并非无端而起。发展形势和发展要求的变化成为主要动因。

一是人口红利整体消退和净流入人口城市发生转移，激化人才之争。

曾经似乎遥不可及的人口负增长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热点话题之一。尽管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宽，但2017年人口增量仍不及预期。此外，人力成本的明显上升，也让曾经依赖廉价劳动力获取比较优势的中国经济亟待转型。如何应对“未富先老”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

另一个更加隐性的变化是净流入人口城市的变化。早在2015年，上海公布2015年常住人口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2415万人，同比减少10.4万人，是上海近十几年来第一次出现常住人口下滑；而即便是人口流入量最大的广东省，在数据明确的19个城市人口统计中，1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为负值，即人口净流出。

2017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统计公报，2017年全国有5个省区市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分别是辽宁、吉林、北京、上海、天津。其中，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2017年常住人口分别下降2.2万人、1.37万人和5.5万人。这一趋势的背后，固然有一线城市及热点城市出于产业布局、城市规划等“主动选择”的原因，但也有人才转移等实际影响。

结合整体人口增量的逐渐放缓以及部分经济学家“中国人口拐点将在2021年至2030年间到来”的估算，数十年来“不缺人”的中国正在面对、适应新的形势。随着人特别是人才的稀缺，人才之争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下，推动人才结构调整。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高质量发展取代高速增长成为下一阶段发展的方向。而在结构调整、动能优化和要素升级的迫切需要下，人才的质量取代了廉价劳动力的数量，成为新的比较优势。

这也是本轮人才之争的焦点。实际上，在大多数城市的人才政策中：年轻、高学历是两个核心要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城市在培育“下一代”的同时，已经迫切渴求较为成熟的人才直接投入到区域建设中去。人才结构的调整，本质上是对老龄化社会倾向和此前中低端产业链构成的一种纠偏。

应当看到，户口、房子、待遇方面的“诱惑”已经初见成效。西安市自2017年3月份出台宽松落户政策并在2018年进行多次优化后，新迁落户64.5万人，仅2018年以来外地迁入西安落户的就超过40万人。可供参考的数字是：该市2005年到2014年这10年时间常驻人口仅增加56万人。

但是，政策刺激下的短期人口流入并非竞争力的绝对保障。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30万人才轰轰烈烈投入到刚刚建省设特区的海南，然而当地并无合理的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飙升的是海南的房价，而丧失的却是重要的机遇期。与之相对的，深圳则以较为开放的人才政策、同时兼以大胆的开放举措和改革之举，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高地，长期跻身于一线城市。

对于这种分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全国政协“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专题协商会上发出警示，一些地方以搭建人才高地为名，搞人才“政绩工程”，依靠财政补贴招揽人才，却对当地产业定位和人才实际需求考虑不足，对创新创业环境建设重视不够，不仅造成对人才的盲目无序竞争，还加剧了人才资源配置的扭曲。

由此可见，吸引人才不难，留住人才不易。特别是在各地竞相出台政策之时，长期、稳定、可预期的人才激励制度胜于左摇右摆、仓皇应战的人才政策。

这种制度，包括文化、医疗等公共资源硬件的提升、服务的优化以及较强的可得性，让人才真正可以享受到城市之便利；但对于雄心勃勃、谋求发展的“人才”而言，需要的是实践其雄心的机遇和落点。

此前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即使是一穷二白的偏远之地，只要通过合理利用比较优势甚至创造适宜自身条件的比较优势，以相对稳定的战略发展，就有可能实现突破，从落后者成为领跑者。而当今，各地依托于自身的比较优势也提出过不少发展战略，甚至有不少地方得到政策大力支持。但在“百花齐放”的政策红利下，所谓“政策洼地”效应将十分有限，真正具有决定性的还是各地自身如何形成、发展核心产业。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才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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