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海落户政策放宽，还要不要在上海落户？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大家想象一下，5400W人口的“超级魔都”是什么样的?

　　

2004年，我通过上海市人才引进政策取得了户口，那时代办机构的人对我说，今年能批下来，是卡着政策的点，实属运气成分，来年是什么情况，就不太好说了。

　　

此话一语成谶，“本科学历落户”的大门次年就关上了，一直到后来转变成了“居住证积分落户”。

　　

上海落户最容易的90年代末，拿十多万买一套房子，就送你1个“蓝印户口”，由此可见这20年上海户口操控的总趋势是愈来愈紧，北京的状况也大概如此。放在整个中国不断放宽户籍管理的总趋势下，十分不融洽。

　　

不过这一20年的趋势很很有可能快到拐点。

　　

国家发改委近期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原本无关户口问题，但其中有关“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的表达，却有点儿创意。

　　

原话是这样说的：“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度提升落户规模”。

　　

普及一下国家的口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算“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算“特大城市”(注意是“城区”，不是“城市总人口”)。

　　

而以前的口径主要是这样的：“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城市人口1000万上的“特大城市”只有北上广深再加重庆，天津也快了，可事实上，本科生在广州深圳落户的难度并不算太大，因此影响较大的，就是上海和北京。

　　

在这一政策的解读上，有专家认为“会放开”，因为这是政策的大趋势，并且“京沪”的“老年化难题”已经严重到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地步了;也有专家认为“不会放开”，因为“总量操控”还是政策前提。

　　

这一政策到底是说明京沪落户政策真的松动了，还是为了让其它几个已经放松的特大城市更“顺理成章”?

　　

这一难题对于正在(或想要在)北京上海打拼的年轻人，还是很关键的。想知道答案，首先应该了解以前政策制订的基本思路。

　　

在人口的难题上，政策并不关键，关键的是管理思路。

　　

“居住证积分落户”是目前解决上海户口的主要渠道之一，其实过去的“人才引进政策”从来没有废除过，它们背后都有1个绕不开的难题——落户指标。

　　

即使有一天，“居住证积分落户”放松了，例如每年达标的人十万，而落户指标只有一万，那就代表着至少要排十年队才轮到你。

　　

那这一落户指标到底是谁定的呢?不知道。但能够肯定一点，地方政府并没有决定权。之所以这样肯定，因为“人口操控”不符合地方利益。

　　

从市场经济原理上说，城市规模越大，集约化程度越高，人均GDP也越高。并且越大的城市，人口增长对经济的边际拉力作用越强。京沪两市的政府同样要追求GDP，没有理由自断生路。

　　

更关键的是，流入的大多是年富力强的劳动人口，操控人口会使加快城市的老年化，降低城市竞争力。

　　

那会不会是环境、交通、水资源压力呢?也不是。

　　

相比东京和首尔人口密度，北京、上海的人口承受能力分别还有1500万和700万人的空间，尤其是北京，其实人不多，人口密度还不如中山、无锡这些三线城市。

　　

其实中国的人口操控有个特点，不是按“密度”操控，而按“总量”操控。

　　

十三五规划的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北上广深分别为2300万、2500万、1550万、1480万人以内。而2017年这四个城市的人口分别为2171万、2418万、1449万、1252万，明显对深圳尤其“宽厚”，

　　

上海的人口密度和深圳差不多，但“总量”是深圳的两倍，因此，上海的操控严，而深圳就松。

　　

从“总量操控”而不是“密度操控”的特点中，我们能够发现政策的某些思路。

　　

人口政策的制定是中央政府的权限，体现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操控政策整体上有2个原因。

　　

一个是地方经济平衡发展的考虑。

　　

正由于大城市对人口数量有天然的吸引作用，如果不操控人口数量流动，人口数量迁出的中西部地区和小城镇经济就会受损，最显著的例子是东北地区，近十年既是人口数量迁出比例最高的地区，同样是经济发展最弱的地区。

　　

地方要发展，中央政府讲平衡，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经济”等软的导向性政策都没有影响人口数量流动大趋势的时候，硬的行政操控手段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另一个考虑要素是安全。

　　

北京、上海的经济份额占比仅3.3%和3.7%，而纽约是7.9%，巴黎、伦敦、东京都市圈更加是超过25%，要是没有行政操控，依照国际上城市化的速率，未来最少有10%的中国人集中在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将分别突破5000万。

　　

经济和人口数量集中于大城市是市场经济的选择，但经济规律并不意味着最合理的结果。大量流动人口，不但经济上不安全，而且有政治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北京落户又比上海难，这纯粹是政治上的考虑。

　　

深圳不怕人多，由于有上海2000万人口数量的管理经验，但北京上海人口数量如果到了5000万，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管理。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中国都在放松户口操控时，中央政府仍然选择了对京沪2个城市“严加看管”。

　　

从2013年开始，操控人口数量总量成为京沪两地政府的头等大事，北京市的“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的政策，尽管屡遭诟病，但由于有效，一直在用。

　　

理解了原有政策制定的背景，就不难推测新政策将发生什么变化了。

　　

具体的人口数量操控力度，其实是一线城市之间、高线城市与低线城市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博弈的结果。

　　

从2017年以来，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不断升级，落户早就是“起步价”了，从补贴房租到专门的人才公寓，从取消买房限制到买房优惠，效果也非常明显。

　　

这么大的力度，没有中央政府的默认，给地方政府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

　　

二线城市抢人，对北京上海有压力吗?当然有。可有压力也要执行，中央政府层面不开口，北京上海难有大动作。

　　

但之前说过了，人口数量操控不是为了“打压京沪发展”而是为了“地方经济平衡发展”，但平衡这一东西，最注重政策的执行火候，太猛了也不好。

　　

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计划”中，上海2020年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是2500万，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由于上海常住人口2015年底就达到了2415万，85万的增长指标，放在2013年以前，也就是一年的量。

　　

但“归功于”2013年以来最严格的人口数量操控政策，住房、产业、教育、城市治理多管齐下，接下去的五年，上海人口不是零增长就是负增长，照这一发展趋势，2020年别说2500万，能不能保得住2400万都是个问题。

　　

北京的问题同样是一样，从2014年开始，人口数量就不增长了。

　　

2013年以前，京沪人口数量以13年增长50%的速率“噌噌”地往上窜，压都压不住的时候，高层都忧心忡忡，操控不住到了5000万怎么得了?

　　

可真下决心操控往了，高层反而不担心了，毕竟咱们的邻居东京都市圈人口数量已在“奔四”的路上了。

　　

一旦知晓自己有能力操控，“单纯性的数量操控”就不再是第一目标，而是“如何用更小的成本去合理地操控人口数量”?

　　

再加上，政策效果本身同样是有疑问的。

　　

不知道大家有木有想过，那些从北京上海流出去的人，还有去不了京沪的人，最终去了哪儿?

　　

很可能还是往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走，由于京沪人口数量零增长的拐点2015年，刚好是广深人口增长率向上的拐点。

　　

照这一发展趋势，广深人口数量十几年后就可以追上京沪、后面还有重庆、天津、武汉、成都等一大帮城市紧紧地跟在后面。

　　

花这么大的成本，只是把人口数量从这一一线城市赶到那个一线城市，操控了2个超大城市，崛起了一堆超大城市。劳民伤财，意义何在?

　　

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2018年开始，经济减速又成了大问题。

　　

之前说过，城市越大，集聚效应越强，人均GDP越高。这点“集聚效应”，在GDP增长动辄9个点时候，大家不觉得心疼，自然是“平衡优先于增长”，可现在的GDP不停地往5上掉的时候，又变成了“增长优先于平衡”。

　　

由此可见，最少今明两年将会是京沪人口数量操控较放松的两年，毕竟离2020年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还有很大空间。

　　

新政策提法，反映的是政府对人口数量的“调控自信”，反映的是京沪人口数量总量操控的重要性在下降，反应的是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忧虑。

　　

因此，京沪人口数量操控最严的时代基本已经结束了，如果各种因素累加，以后恢复到之前每年一到三个点增长的平均水平，同样是有可能的。

　　

这一判断更重要的理由是一个更大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增长拐点即将到来。

　　

不单单是是落户政策，它将是未来中国一系列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

　　

一线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城市化带来的外来流动人口，反映了全国劳作人口的增加，我国出世人口的巅峰是1990年，此后便一路暴降，这个出世人口拐点在十几年后，就变成了劳作人口的拐点，成果是城市化人口的肯定数量减少，人口操控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有人统计过，假如从现在开始，停止全部外来人口的流入，到了2040年，上海的人口将下降到1900万。数量上看没什么，但人口结构的问题就大了，60岁老年人将达到惊人的41%，而这个数字现在是17%。

　　

所以，限制外来人口流入便是一个城市的缓慢自杀，总量操控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但另一方面，假如铺开人口操控，去保持一个合理的年龄结构——最中心的目标是20~59岁的劳作年龄人口占比保持在现在的70%的水平，那么2040年，上海的人口应该是多少呢?

　　

答案是5400万!比现在整整多了一倍。

　　

原因不难猜，出世人口下降导致的老龄化社会，必需要引进相同多的年轻血液，才干平衡这个结构，但实际管理中不可能只流入年轻人，成果必然是全年龄段的增加。

　　

东京便是一个例子，由于出世率低迷，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但东京都市圈却始终保持70%的劳作人口比例，其原因便是其他地区的人口不断地迁入。

　　

5400万人口，这是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超级大魔都”，到底是产生空前的管理难题，还是创造全新的城市经济形态?谁也不知道，究竟我国开展到现在的规划，接下来的路，大多数都没有前例可循。

　　

只要一点可能肯定，一旦人口与户籍操控的思路发生改变，相应的，土地方针、产业方针、公共开展方针等都会发生变化，而这些都是以往京沪城市开展的一道道“紧箍咒”。

　　

比起一个缓慢自杀的老年化城市，人口操控的放松才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