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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网原创｜一路读到985高校博士，但毕业之际，却“被现实狠狠抽打”，工作迟迟没有着落。

　　撰文｜刘提编辑｜马可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反复落选是很残酷的”，张楠2021年7月毕业，从去年9月份开始求职，大半年时间里，他少说投了十几份市、县人才引进招聘，参加了八九次面试，最后都杳无音信。他一路读到985大学博士，二十多年的求学之路称得上平顺，可刚步入社会，工作迟迟没有着落。他感到“被现实狠狠抽打”，“上了这么多年学有什么用呢？”，他简直可以想象别人的议论。

　　今年2月，张楠的名字出现在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人才引进资格审核通过名单上。和平县隶属于河源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在2021年GDP统计数据中，河源市位于广东省各城市排名下游，和平县则位于河源市各区下游。张楠并非名单上唯一的名校博士。和平县此次设置了82个岗位的招聘，吸引到了810多份简历，最终入选资格审核名单的760人中，有31位博士，700多位硕士，大量应聘者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和中科大。

　　哲学博士周成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上，他是武汉一所985知名高校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很难想象，有一天，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哲学博士会与一座不大为人所知的小县城产生交集。

　　5月6日，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发布《2022年遂昌县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引进优秀毕业生入围体检人员公告》。遂昌县是一个常住人口不足20万的县城，此次招聘的24个岗位有的需要专业技能，有的是乡镇、街道的基层岗位。而公示的入围应聘者全部来自国内双一流高校和国外名校，包括4名博士、19名硕士。其中就有南京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王禹，她将在今年6月毕业。汉语国际教育曾经是个热门专业，有许多出国机会。

　　此外，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滨海县的优秀毕业生引进名单上，也出现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国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名字。

　　名校硕博争抢街道办和小县城的就业岗位，颠覆了人们对于高学历人才的认知。网友直呼“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一位中山大学博士说自己工作还未确定，当时和平县名单公布出来后，“院里的人也热烈议论了一番，连我导师都来问我。”上海X大一位博士生导师得知自己的学生出现在遂昌县名单上，直接说：他不会去，我们X大怎么可能跑到那个地方去呢。

　　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2021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总人数从16.5万人增加到117.65万人。2021年，全国高校在学研究生333.24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50.95万人，在学硕士生282.29万人。

　　他们为什么出现在县城人才引进名单上？是遭遇了就业困境还是有其他原因？这些高学历毕业生经历了怎样的求职过程？受了那么多年的学术和科研训练，他们真的甘于进小县城工作吗？

　　如果不是疫情和国际形势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南京大学硕士王禹和她的同学们大概率会在毕业后，到各个国家的孔子学院教授中文。

　　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20年王禹研究生入学时，疫情防控已经常态化，畅通无阻的国际交流成为了过去式。他们这届学生刚入学就被告知，大部分同学毕业后应该转向国内的中小学。果然等到毕业时，与南大合作的法国和智利的两所大学孔子学院都没有发起志愿者招募。王禹和她的同学，大都报名了国内的中小学教师岗位和高校辅导员岗位，还有三分之一同学，通过公务员考试、选调生考试和各个城市的人才引进招聘，争取体制内编制。

　　对于专业对口行业的形势变化，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张楠有着同样深刻的体会。

　　张楠从本科到硕士，一直在一所211高校从事煤炭清洁利用技术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是该校的优势学科，更是国家重点学科、“双一流”建设学科。毕业生要么去设计院，要么进入大型国企，许多同专业的师兄师姐，如今在煤炭集团担任着领导职务。2010年考上该校时，张楠对未来有着图景清晰的想象。

　　没想到煤炭的黄金时期已悄然结束。就在他求学的这些年，国家开始推进能源结构改革，限制煤炭利用，许多企业倒闭，大批从业者失业。2017年张楠硕士毕业时，专业对口的煤炭行业已很不景气，他和同学们求职不顺，许多同学转行，有人去了教培机构。张楠原本签约了一家位于北京的煤炭类设计院，但每月工资仅四五千元。他想，继续在这个行业走下去，只怕越走越错。

　　他果断地放弃了工作，下大功夫申请上985大学同属于能源领域燃烧方面的专业。这是工科类学校的传统专业，就业面相对较广。

　　2021年夏天，张楠博士毕业。导师建议他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他放弃了。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出国变得困难，另一方面，他觉得读完博士后，前途仍是未知。这个仍按照前苏联模式设置的传统学科，总让他觉得自己随时会被淘汰。

　　选择读博的人，多数是笃定走科研路的，但张楠的想法在就读过程中发生了转变。他体会过动不动通宵做实验的劳累，也看到身边有同学压力大到成宿难以入眠。他还了解到，如今的知名高校，通常采用一定年限内“非升即走”的准聘制，用拿到国家青年基金等等标准作为升副教授的考核任务，完不成便只能离职。这样的考核严苛到什么程度？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1年，每年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项目中，平均资助比率都不到五分之一，“相当于把大家都集中到一起厮杀，能留下来的很少”，张楠说。这其中还包含着方方面面的限制，比如，国家青年基金项目男性申请人年龄不能超过35周岁，女性不能超过40周岁。张楠由于转方向，比起硕博连读的同学在博士学位上多花费了两年时间，年龄对他构成压力，他觉得自己来不及了。

　　他决定就此放弃科研。毕业后，他开始找工作，直接略过了所有高校招聘信息。他感到有点可惜，但是，“人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选择，不能做盲目的追求”。他瞄准了“人才引进”这条赛道，期望能拿到一个事业单位编制。

　　去年11月，周成念博士三年级，正困于论文写作最难熬的瓶颈期。博士毕业论文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过程漫长而孤独。周成感到重重的压力和焦虑，仿佛背负着千斤大山一点一点往前爬。

　　越是着急，论文推进得越慢。除此之外，压在他头顶的还有发核心期刊的压力。他持续投稿已经将近一年，总是过了外审后，在终审环节遭遇毙稿。反复被拒稿十几次后，他无法不对自己的学术能力产生怀疑。

　　周成1992年生在湖北黄石市一个贫困县的小山村，是家里五个孩子中唯一考上本科、又继续攻读硕位的人。从一所三本学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后，他考上了武汉某985大学的哲学专业硕士，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一条踏实严谨、甚至大部分时间比较枯燥的道路。核心期刊论文与毕业论文的双重压力，让周成在博三这一年，真正体会到了何为艰难。

　　2021年8月，他的孩子出生，另一种紧迫感随之而来。他希望尽快有一份工作，为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他甚至想，如果毕业答辩没通过就算了，用硕士学历也能找到一份工作。

　　自从选择了哲学，周成就没有想过除学术以外的第二条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哲学或许是最无用的一门学科。但在那个困于论文的艰难时刻，周成对走学术道路失去了信心。在求职时，他避开了所有高校招聘，着重寻找有编制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岗位。

　　在搜索招聘信息时，他一眼注意到和平县。周成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王阳明。五百多年前，明朝御使、南赣巡抚王阳明率兵至粤赣交界的浰头剿匪。平定三浰后，王阳明向朝廷递呈奏章建议设县。和平县由此而来。周成想，也许去一个与王阳明有渊源的地方工作也不错。

　　周成希望能找一份有编制、稳定的工作，能够保障家庭生活。除此之外，他对岗位和工作内容没有什么要求，只要允许哲学专业报名，他也能够做得来的——比如写材料一类的文职工作或是管理组织类的岗位——他都愿意试试。

　　他先是报名了湖北省的选调生考试，提前三天翻了翻书便上了考场。申论也就罢了，行测的题目，他一看，基本全都不会。除此之外，他报名了广东肇庆市、河源市和平县、江苏盐城市以及浙江的人才引进招聘。其中，除了盐城市一家国企的助理文秘职位，其他都是当地事业单位的基层岗位。

　　面试官问他，是否服从岗位调剂？他总是回答，服从调剂。他不太在乎会被安排到什么岗位，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只要自己能胜任即可。

　　“也许以前博士生或者是高学历名校毕业生有很多会选择去企业，毕竟给的待遇高，钱很多。但这两年，大家明显更趋向于找稳定的工作”，张楠说，“在有编制的岗位上，竞争会特别激烈。”

　　在张楠自己的求职考量中，去企业是排在最末位的选项。他的同学、亲戚中也有人从事薪水很高的互联网行业，对他们来说，加班是常态。他们形容那是一种疲惫、亚健康的工作状态，无暇照顾家庭，没有时间陪孩子，生活被工作填满。张楠不喜欢那种生活。

　　这两年的疫情，给了张楠更大的触动。在他的老家，江苏省的一个县级市，他看到很多饭店关门，很多人被辞退，有人开始动用积蓄来应付房贷和日常花销。他还听说一家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公司，受疫情影响开始裁员。

　　这些都让张楠产生很强的危机感，他越发认为，有编制太重要了。

　　张楠重点寻求江苏和广东的人才引进。起初他目标明确，报名的都是市级直属单位招聘。几次落选后，范围扩大到了地级市。今年过完年，他不再挑了，开始投区县、甚至是镇一级的招聘。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就业形势，并不是可以由着他挑挑拣拣的。他并不介意下到基层岗位，也完全可以接受县城十来万的年薪水平。但从没有一次应聘，他进到谈薪资的环节。

　　他最想去的是广东省江门市。2021年11月，江门市发起100名博士引进，在招聘信息中直接写明了待遇——不低于36万的年薪，极具诱惑力。张楠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应聘，但“我们面试有个群，确切的数字记不清了，应该介于1300与1400之间”，其中不乏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的博士生。

　　张楠听说，有些应聘者事先参加了专门针对人才引进、选调生和公务员这类考编面试的培训班。他没有花这个钱，但花了不少功夫。他专门查资料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如果报考的是专业对口的能源相关岗位，他甚至会查阅当地的资源、碳减排方面的年度报告，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组织观点。有几次面试，他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但结果仍是失望。

　　另一个折磨人的现实是，受到疫情影响，许多地方的招聘进程一再延期。有些报名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仍没有发出下一步通知，他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

　　今年应届毕业的南京大学硕士王禹从去年下半年便开始了求职努力。她是浙江金华人，希望能留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在此基础上，她优先考虑有编制的工作。从去年10月份开始，她陆续报名了许多招聘，包括苏州、南京、杭州许多有教师编制的中小学招聘和杭州的一家有国企编制的出版社招聘。她还报名了湖南和湖北的选调生考试，希望熟悉一下体制内的考试流程，积累经验。今年1月，她又报名了浙江丽水市的人才引进，招聘的岗位有事业单位编制。

　　大半年的时间，王禹几乎就在一场又一场招聘考试中度过了。她乘高铁在南京、苏州、杭州之间来来回回地跑。考试的前一天总是焦虑，很难入眠，考得多了，便也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王禹在求职时加了不少就业信息交流群，她在群里看到，以前每年招很多专业岗位的国有城建企业，今年都停招了。“我能感觉到现在的就业形势不是非常好”。她本科的同学中，有人去了薪水非常高的互联网大厂或是教培行业，但如今，互联网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教培更是遭遇全行业的毁灭性打击。一些同学失业后，从头开始准备考研或考公。“你就感觉很多东西都在变化，很不好说。我还是希望有一个保障。”

　　她感受到了竞争之激烈，比如湖南的选调生考试，她发现有些人面试能考到将近90分。她感慨：“大家实在都太会考试了。”

　　王禹说，同学们求职时，首选南京、苏州、杭州这样的新一线城市，或者是西安、长沙、乌鲁木齐等等各自家乡的省会城市，几乎没有人奔着北上广去。

　　“新一线城市，比如杭州和南京，都有几万块钱的人才补贴。从岗位提供的待遇来看，北上广对我们来说不太有吸引力了”，王禹说，“从成家立业这样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还要考虑落户和买房。在上海落户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是本科生，只能是上海本地非常好的985、211院校毕业生才有机会。而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落户相对容易很多。”

　　以王禹报考的遂昌县为例，《2022年遂昌县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引进优秀毕业生公告》规定，符合首次新引进到遂昌工作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高考第一分数段录取的全日制本科生，可享受45万元政策奖励，包括一次性房票补贴30万元；生活津贴3万元/年，可享受5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更为优厚，可享受75万元政策奖励，包括一次性房票补贴50万元；生活津贴5万元/年，可享受5年。

　　《公告》中还提到，引进人员聘用后即与招引单位签约，列入事业编制管理；一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且表现优秀的，还将根据工作需要“按中层干部选任程序聘用为单位中层正职或中层副职职务”。

　　现在，王禹已经拿到了丽水市下辖县城事业单位和苏州市一所学校两份。家里人希望她选择前者，离家近，也是更稳妥的铁饭碗。她自己则倾向于去苏州当老师。

　　审核资格名单公示后，周成在3月份接到了广东省和平县的电话，请他过去考察，并进行一次面谈。那时正是他的博士论文初稿提交阶段，学校也由于疫情封校，周成便与对方商量好，推迟一个月再过去。但此后他没有再接到来自和平县的消息，他猜想也许自己已经被拒了。

　　3月底，周成非常忐忑地参加了博士论文预答辩。出乎意料，他的论文得到了五位评审教授不错的评价。4月底，他的论文经过3位外省盲审老师与5位答辩老师的评判，得到了7个“优秀”和1个“良好”。他重新拾起了一些信心，“也许我在学术上也不是那么差劲，还可以再努力试试”。此前，他一直没敢告诉导师自己正在找人才引进工作的事。他想，老师如果知道了，也许会感到失望。

　　结束了论文工作，周成开始新一轮求职。这回，他把目标转回了高校。稍加比较后，他发现江浙地区的高校待遇普遍较高，于是一口气报名了七八所高校。学校的通知电话很快一一打来。每次接到电话，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教职是否“非升即走”？如果是，他便放弃面试机会。

　　他很抗拒那种没有编制的合同工状态，“如果‘非升即走’，相当于又需要经士阶段那样，带着必须完成的任务去做研究，压力太大。这不意味着我就‘躺平’了，我当然会去努力提升自己，无论是学术上还是职称上。但我不想用这些外在的条条框框去限制自己，逼着自己出成果。做学术功利性太强，很可能导致粗制滥造。我导师经常说，做学术一定要慎重，哪怕写错一个字都是要钉在耻辱柱上的。”

　　经过这样一番双向筛选，最终进入到面试环节的只剩下两三所高校。幸运的是，他很快收到了其中一所大学的答复，向他承诺了教职。

　　“中国哲学中，无论是孔子还是我博士期间研究的王阳明，都强调一点：一个人的学问是要在事上去磨练的”，周成说，“你看王阳明，他是个思想家，同时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也是个公务员。”

　　“和平县的招聘时间线拉得很长，如果他早一点通知，说不定当时我就真签约了”，周成说，“我当时真的挺想去的。”

　　博士人才放弃专业，去小县城从事基层岗位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周成说：“我从来不觉得县城不好。我是贫困县的农村长大的，我们家往上好几代都是农民。小时候这么穷我都不觉得苦，能去县城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个进步了。”他的外公家里贴着一幅字——“知足常乐”，那是他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另外，“做学术与做学问是两回事”，即使放弃学术，从事了体制内工作，只要自己能够坚持学习和阅读，那便是做学问了。某种程度上，能够在业余时间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自由地阅读和钻研他热爱的哲学，甚至是比从事学术更享受的事。

　　张楠毕业大半年的时间里没有收入，每天待在家里，忙于搜索求职信息、填各种表格、准备很多材料以及准备一次次面试。时间越长，压力越大，他感到意志消沉。

　　到了今年3月，张楠扛不住了。他不再继续死磕人才引进这一条路，开始往江苏省的高校投简历。

　　张楠首先排除了考评要求很高的211、985类学校。他亲眼看到进入高校的同专业师兄，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因为没有拿到青年基金而被辞退。这位师兄很难再找到工作，被养家的现实压力压得喘不过气。这是张楠绝不愿陷入的困窘境地。投高校后，他很顺利地拿到几个Offer，并最终签约了一所非985、211的一本学校。

　　这所高校可以直接提供事业编制，这对他来说很重要，“我想追求一份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楠、周成和王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