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睿见Economy

　　

近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出台，新浪财经《睿见·Economy》就相关问题对话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陆铭。

　　

　　

陆铭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配置时，不能有制度方面的障碍。比如当前户籍制度还存在着一些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障碍。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如何在一线城市落实，陆铭表示一方面在既有的积分落户制度上降低门槛，加快速度；另一方面对于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改革要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资源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最终，户籍制度变成在常住地区登记居住的制度，就达到改革的最终目标。

　　

农村人口进城以后乡村如何发展？陆铭在对话中指出，很多人觉得人少了农村就衰落了，这是出现了思维误区，人口的流出和城市化进程更有利于乡村振兴。因为这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均资源使用量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规模化。

　　

对于“考公热”现象，陆铭指出实际上是因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受到了一些影响，“从一个学者特别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我特别要为民营企业鼓而呼。”

　　

2022届高校毕业生预计1076万人，陆铭建议在宏观层面要立即下决心，实施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微观层面，陆铭建议如果企业有招人的能力，现在是很好的人才储备的时候，哪怕能多招一个人，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对于建立青年人友好型社会和生育友好型社会，陆铭表示在住房上做到“居者有其屋”，与此同时要走向租购同权，孩子上学的权利不能买房子的家庭就优先，租房子的要排在后面，这事实上会造成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的不公平的待遇。

　　

从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理解“统一大市场”

　　

陆铭表示“统一大市场”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指商品和物资的流通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不能有贸易壁垒。

　　

第二层含义，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配置时，不能有制度方面的障碍。

　　

比如当前户籍制度上还存在着一些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障碍，土地资源方面，“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地区间的配置出现了一些冷热不均的情况，要提高其配置效率。

　　

第三个方面，在国家层面保证不同地区实施一体化、统一的制度，不能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包括税收、监管标准、产业准入等方面制度。

　　

如果制度不一样，各个地区就会出现不平等竞争的情况，可能对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产生制约，对回报比较低的地方产生不必要的保护，导致长期的发展质量不高。所以，“统一大市场”实际上是从市场一体化的角度去理解。

　　

如何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陆铭认为可以同时做三方面的事情：

　　

首先，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当前市场还没有完全地、充分地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对市场分割的行政干预，一些省和省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体系对接的一体化程度不高。通过改善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来破除行政力量的阻碍作用，反而能够促进一体化。

　　

第二方面，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传统惯例上，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和激励，特别强调一个地方要最大化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及招商引资和税收，这激励地方政府把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留在当地，导致地方政府不愿意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

　　

所以，陆铭表示，一些发展制造业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可能更适合成为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的地方，对于它的经济发展目标应该降一降。

　　

第三方面，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央层面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出台，推进地方政府进行像户籍制度改革、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土地制度相应的改革，还有制定统一的标准，产业准入的负面清单等都需要中央协调地方。

　　

户籍制度变成在常住地区登记居住的制度

　　

就达到改革的最终目标

　　

陆铭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在一线城市落实要从两个方面推进。

　　

第一方面，在既有的积分落户制度上降低门槛，加快速度。“降低门槛”方面，原来的落户制度给个体层面的因素赋予了多方面权重，如实际居住年限、社保缴纳年限，教育水平等。

　　

陆铭认为，教育水平放在积分落户的打分体系里面，客观上对于教育水平并不高的群体，尤其是对农民工群体不友好。事实上有一些教育水平不是很高，但在一线城市已经居住超过五年甚至十年的人大量存在。

　　

所以，要确保积分落户制度在未来能够以实际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为主要的积分标准，逐渐降低教育水平的权重，甚至有可能逐渐取消。

　　

同时积分落户制度伴随着政府配额数量，随着改革的深化，陆铭认为名额可以放得再宽一些。

　　

如何处理城市群内部的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和二线城市之间的关系，陆铭介绍，在城市群内部要试行积分落户异地累计互认。比如一个人在城市群内的二线城市或准一线城市住了两年，到一线城市去工作，前面的两年是否可以累计（哪怕是打折）计入到一线城市的积分。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在城市群内部的不同城市间可以加强积分落户的一体化进程。

　　

另一方面，陆铭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是渐进的，一线城市一定会长期存在一些外来人口，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无法获得本地的户籍身份。对于这样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改革要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资源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

　　

“一直到今天，我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被大家问到农民工进城能找到工作吗？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不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而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是有工作的，但是他的子女的教育、住房等方面得不到很好的待遇。”陆铭说。

　　

陆铭介绍，如果能够做到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教育资源，会极大地缓解留守儿童问题，让他们进城接受教育；住房制度方面，在一线城市要加大租赁住房的建设和供应，未来把公租房、廉租房也覆盖到常住人口。

　　

“户籍身份对于获得公共服务和市民待遇的门槛越来越低，最后户籍制度变成一个在常住地区登记居住的制度，就达到改革的最终目标。”陆铭说。

　　

“清退农民工”这个表述容易造成误解

　　

安全角度来讲应该有年龄或健康的限制

　　

根据陆铭此前的研究结论，让农民工较早地进入到城市里工作，来融入城市，有利于日后的职业发展，提高他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有效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但在此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年龄增长，会出现高龄的农民工。”陆铭说。

　　

陆铭认为，最好不要用“清退农民工”这个表述，很容易造成误解，不能将其理解成一个强制性、普遍性的措施。可以理解为，从保障高危行业的生产安全和农民工自身的安全角度来讲，应该有一定的年龄或健康的限制。

　　

在陆铭的调研中发现，在极端的例子里，有70多岁的农民工还在工地工作。他建议，对于相对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在就业中可以找如社区管理等一些年龄障碍不大的行业，在服务业中找到一些工作。

　　

“人少了农村就衰落了”是思维误区

　　

人口流出和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乡村振兴

　　

关于农村人口进城以后乡村如何发展的问题，陆铭认为首先要理解什么叫“发展”。

　　

陆铭在对话中指出，很多人理解为人要多，觉得人如果少了，比如出现了人口大量流失、年轻人进城，农村就衰落了，这出现了思维误区。

　　

他举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达到85%以上，农场的面积比较大，恰恰因为农村人口少，会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从乡村面貌的角度来讲，可以看到大片的绿色农田，连成片的牧场等等，这种风景在中国新疆、东北等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已经出现了。

　　

“这样的面貌叫不叫农村发展？这是一种发达状态下的农村的‘乡村振兴’，反过来想，这种乡村振兴是不是建立在人少的基础之上？”陆铭说。

　　

陆铭认为，人口的流出和城市化进程不是不利于乡村振兴的，而是更加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因为它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使用量，尤其在新农业的地方，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规模化。

　　

陆铭介绍，除了农业之外，还有两个产业适合农村发展，一个是以自然风光为主的旅游，另一个是发展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人均的资源使用量会更高。

　　

同时，陆铭也指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5%，未来会往70%、80%甚至90%去过渡，但这个过程会再延续20—30年，未来农村有大量的人口还会长期存在。

　　

“一个原因是一部分人不是不愿意流出，而是人口流入地对这部分人口的公共服务、社会融入等方面不是那么友好。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以提高‘举家迁移率’。另一种情况是由于个人意愿不想流出，比如身体健康的原因，文化和个人的心理状态等。”陆铭说。

　　

对这部分群体，陆铭指出，要加强转移支付，帮助他们振兴科技，改良种子，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生活方面进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养老、医疗、教育这方面有所投入等。

　　

陆铭指出，人口流出并不一定会带来地方债务的增长。如果投资跟当地的产业较吻合，人均资源使用量提高和财政转移支付帮助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会形成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但如果将“振兴”理解为把总量做大，去投资于一些本地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最后没有企业的入驻，没有人口的流入，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就会出现像鹤岗政府财政重整的现象。

　　

陆铭强调，接下来地方政府一定要准确地把握经济发展的形势，客观认识当地的发展经济的各种条件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区位条件、市场条件、要素条件、人力资源条件等等，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不同的地区之间能够形成一种相互分工、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这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应该实现的一种发展格局。”他说。

　　

“考公热”背后是民企发展的动力受到影响

　　

我特别要为民营企业鼓而呼

　　

“不是说到公共部门找工作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是要看到这种趋势本身蕴含的原因，反过来看实际上是因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受到了一些影响。”陆铭说。

　　

对于“考公热”这个现象，陆铭觉得要跟经济发展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去理解。

　　

陆铭在对话中介绍，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了阶梯式的逐渐放缓，其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动能有所下降。

　　

“最近一段时间，在有些行业和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政策的变化，对原来高歌猛进的行业出现了比较严格的管制，让大家觉得在民营部门就业好像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会给大家一种印象，国有企业好像比较安定，公务员更加‘旱涝保收’。”陆铭说。

　　

陆铭表示，劳动力市场本来就存在着剧烈的竞争，而且毕业生的数量今年又要创新高，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又逐渐放缓，再加上疫情的冲击，年轻人的就业选择，实际上就是在看哪些地方、哪些部门、哪些行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考公热”。

　　

“从一个学者特别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我特别要为民营企业鼓而呼。”陆铭说。

　　

陆铭指出，从创造就业、从企业的数量、创造的税收和创新等等方面，民营企业在我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国家层面也多次提出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要实现竞争中性，要消除所有制偏好对于企业和行业发展的不平等待遇，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不能侵犯民营企业的产权”。

　　

“如果这些都做到的话，在后疫情时期，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可能迎来下一波比较好的机遇。我非常希望能够迎来这样的格局，从而改变现在大学生比较倾向于到公共部门去找工作的现象。”陆铭说。

　　

建议实施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呼吁畅通物流和物资的供应

　　

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对于解决就业难，陆铭认为政策应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共同发力。

　　

陆铭建议，在宏观层面要立即下决心，实施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上，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和出现短板的方面，尤其在一些人口大量流入，但是公共服务、新基础设施、保障房建设、学校等等供应不足的地区，现在出台大规模的财政政策，有利于在中长期减少短板效应。

　　

而货币政策主要是要缓解疫情的冲击，尤其对于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小微企业要发力，对于缺乏抵押物的服务业行业的中小企业要加大信用贷款的力度。

　　

“在消费端要刺激消费，对于中低收入者如农民工群体，疫情对他们的就业和收入影响很大。所以，对这些群体要有针对性的救济性措施，可以考虑现金或者消费券的发放，提振经济增长。”陆铭说。

　　

中观层面主要针对重点的一些受冲击的行业和地区。行业方面要有相应的扶持政策，包括减免税费、减免社保缴纳、减免租金、信用贷款等，地区上要重点地关注受疫情冲击较严重的地区，比如上海、吉林等。

　　

陆铭表示，现在全国防疫比较紧张，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封堵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已经紧急出台政策，对于畅通物流和物资的运输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解决，防止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导致全国物流不畅。

　　

“我加重语气呼吁，赶紧出台相关的政策，要畅通物流和物资的供应，打通产业链，否则很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不光是近期，有可能中长期会导致企业破产，甚至有些产业链会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伤害会非常大。”陆铭说。

　　

微观层面，从雇主的角度来讲，如果疫情冲击不是那么大，陆铭表示企业现在招人是很好的人才储备的时候，要看到这对于企业发展长期的意义。

　　

“如果你不是受到疫情冲击那么大，又有招人的能力，我觉得在国家出现这么大经济负向冲击的时候，哪怕能多招一个人，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陆铭建议，如果有能力的话，企业在解雇人方面可以不要那么剧烈，对于缓解失业压力可以做出一些缓冲的作用。在招聘环节上，如果线下的见面会比较困难，可以采取云招聘的方式等，来缓解这场疫情对近期大学毕业生的影响。

　　

建立青年人友好型城市

　　

生育政策要逐渐转向自由生育

　　

陆铭指出，年轻人结婚和生育的意愿低，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趋势，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的一些特殊的原因。

　　

全球范围内初婚和生育的年龄推迟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陆铭解释，生活水平较低时，如果结婚或者生育，机会成本比较小，具体就是放弃掉的东西比较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就会觉得放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了。比如生孩子的时候女性要放弃自己的收入，放弃职位升迁的机会等。

　　

“全世界范围内越是富裕的国家，出生率降低或者是晚婚的程度越高。从一个国家发展的路径来讲，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结婚和生育的时间推迟，是全球的普遍规律。”陆铭说。

　　

到了中国，尤其一些大城市人口流入以后，教育、医疗资源、住房的供应上没有充分地做好准备。陆铭认为，这些现象不是短期的。

　　

“哪怕是硕士生毕业，都不能保证能够落户，这样一来在买房、享受公租房、廉租房等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困难，包括子女教育。由于人口流入，房子造的数量没有跟上需求，所以房价高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陆铭说。

　　

未来中国要做的事情，陆铭认为是双管齐下。要建青年人友好型城市，在子女教育、住房的供应等方面要充分考虑青年人的需求，缓解他们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这就间接地能够提升结婚和生育意愿；同时面对全球普遍低生育率的状态，生育政策调整要逐渐转向自由生育，对生育要有一定鼓励的措施，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至于住房问题，陆铭表示一方面要提高供应量，让房子的价格不至于那么高，增加供应。而对于收入有限的年轻人来讲，如果买房子很难的话，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不一定是买房子，也可以租公租房、廉租房。

　　

与此同时，陆铭认为要走向租购同权，孩子未来上学的权利，不能说买房子的就优先，租房子的要排在后面，这事实上会造成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的不公平的待遇。陆铭强调，住房方面一定要走向租购同权，才能真正建设青年人友好的城市。

　　

“但是我还是得说一句，即便所有的这些政策同时出台，在趋势上大家的初婚年龄推迟，生育孩子的意愿下降，也是一个在时间上会长期存在的现象和趋势。”陆铭说。

　　

将企业雇佣女性的成本社会化

　　

形成女性就业友好型社会氛围

　　

各地增设育儿假会不会导致用人单位更加不愿招录女员工，陆铭表示这个矛盾毋庸讳言存在。

　　

“是的，它是存在的。怎么办呢？有的方面没办法，作为一个学者我只能去讲那些有办法的方面。”陆铭说。

　　

一方面让企业所承担的雇佣女性的成本社会化。陆铭解释，所谓社会化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女性的生育险，当一个女性在家生孩子的时候，保障收入不变的这部分的成本不由企业来承担，而是由社会保障来承担，不会因为女性回家生孩子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在这个层面，可以缓解对于女性不利的方面。

　　

另外一方面，要加强整个社会氛围的改变，共同去关心女性员工的就业。陆铭表示，如果企业在雇佣劳动力的时候存在性别歧视，大家觉得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政策，那么社会对于女性的就业就产生了一种比较友好的氛围，企业就不会在经济利益上那么斤斤计较。

　　

而当所有的企业都共同采取女性友好式的雇佣策略的时，单个企业去雇佣女性也不会去产生成本额外增加不利于竞争的问题。

　　

“在社会层面上大家形成某种共识，我们应该去关爱这样一些群体，来打造女性友好型政策的社会后果，这是我们可以去努力建设的一种社会。”陆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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