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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那份以北大、清华为试点的应届生落户绿色通道政策，当年一公布就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争议的核心倒不是上海该不该引才，而是“仅限两所高校”是否构成一种名校歧视。

　　把时间线拉回当时，上海对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落户审核，一直实行的是积分制。每年由市教委、市发改委和市人社局联合发布评分办法，总量调控。2026年的标准分和往年一样，还是72分。

　　这套打分体系拆得很细，毕业生要素和用人单位要素各占一部分。博士能拿到27分，硕士24分，本科21分。如果最高学历阶段是在上海高校就读的，可以额外再加2分在沪学习分。毕业院校的类别、所学专业是不是上海市重点发展领域、外语水平和在校成绩，都会左右最终的积分。

　　但一个现实情况是，纯靠积分，本科毕业生很难达标。

　　哪怕是复旦这类被列入一类高校名单的学校，本科生在积分上也未必有十足把握。有复旦的文科老师提过，如果不是紧缺专业，即便有院校类别加分和在沪学习分，分数依然不够。相比之下，博士生拿到户口则普遍得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针对清北本科生的绿色通道试点就显得格外扎眼。政策的大致框架是：本科阶段在北大或清华就读，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直接落户，不必再按积分体系拼分数。为了让这批毕业生来得及申报，当时的受理截止日还特地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日。

　　出发点不难理解——释放上海参与“抢人”的信号。有本地学者当时就评价，这至少是多了一条落户的途径，希望能从试点扩大到更多985高校。但另一面，舆论的反弹也很直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长期研究户籍制度的学者王太元当时就指出，按学历分层设定政策，本身不算歧视，因为社会政策必然带有方向性选择。但他也明确表示，具体指定某几所高校走绿色通道，确有歧视嫌疑。

　　把视角拉宽，那个阶段不少城市都在调整落户门槛。武汉、长沙、西安等地的政策普遍都有学历要求，标准甚至从最初的本科凭毕业证落户，逐步下探到大专文凭也可以。有人力资源学者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认为城市需要的不只是高学历人群，服务业的劳动者同样不能少。完全用学历筛人，会忽略城市生态的真实需求。

　　这种政策导向还牵动着更具体的个人选择。当时有中部省份的创业者因为大专没拿到毕业证，社保又断缴，直接被挡在了购房资格之外。中介甚至向他推销过黑市上明码标价的学历证书。他还是没敢走这条路，老老实实等社保满两年。

　　户籍与购房资格的深度捆绑，在那一两年尤其明显，也让学历在很多人手里的分量突然变重了。但回到上海的制度设计本身，积分落户也好，绿色通道也罢，本质上都是在总量控制下做结构性调配。

　　当时也有复旦的学者提醒，不要把目光只盯在户口上。很多复旦毕业生已经不再非上海不可，长三角周边城市发展势头不错，上海的居住成本又居高不下，配套政策的吸引力同样不可忽视。

　　把清华北大的应届生单独划进绿色通道，也许确实发出了引才信号。但一个政策如果只让少数人感到通道变宽，对更多人来说，测算成本和核对路径依然是绕不开的功课。这种体验落差本身，也是决策者需要掂量的公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