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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个月以来，上海的郊区——五大新城动态连连、热度高居不下。

本月上海印发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意见》)，其中为支持五大，送出了放宽新城落户限制的“礼包”。其中包括一定条件下缩短居转户年限、应届生落户左边加分右边等等。

对于“一户难求”的上海来说，落户放宽的政策并不多见。

更早以前，两会期间上海就已强调未来5年将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打造为“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此番与过去数十年的新城都不同，从郊区跨越为“节点城市”。

上海为何选择在郊区新城再度发力？统计显示，排除特殊的2020年，2017年开始，上海连续三年增速放缓，常低于周边一些新一线城市(尽管有上海体量较大的客观因素)和全国平均增速。

当下，上海被视为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地区的龙头，期待高、责任大。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所强调的，上海寻找新的经济发已显急迫，而上海中心城区发展已比较成熟。

作为上海发展相对洼地的五大新城，正被给予厚望。《意见》中也将五大新城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

上海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五大新城一方面是拓展上海自己的发展空间；同时它们连接上海中心城区和江浙一带的中小城市，也能形成推动上海都市圈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节点。”

2035年冲刺百万人口

新城建设，多年来上海和中国的大城市都在进行探索。目前的五大新城早年已有规划。此次“新”在何处？曾刚告诉21记者，虽名称并无变化，但内涵已有不同。

以前“市郊”的定位意味着仍依托于市区发展，主要承担某些单一功能，比如居住。在能级、和质量等方面与市区相比有层级分化。也可以看见，工作日在市郊和市区间都有潮汐化的通勤现象，带来交通资源紧张。这也是大城市中的普遍问题。

此次《意见》特别强调新城作为一个独立节点城市的综合性功能。其中指出“统筹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对于新城的生活和等问题，也有不少安排，这也是思路的一大变化。

同时，上海规划了与此相匹配的新城人口规模——将在2035年达到五大新城各100万人。这刚好是Ⅱ型大城市城区人口规模的门槛。由此，当下社会诸多声音提出这意味着未来上海都市圈将迎来五座“城市”参与人才竞争。

“100万人口在经济功能上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城市了，在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也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运转的体。”陆铭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

曾刚也告诉21记者，100万人口关键之处在于这是让公共服务投入不的一个规模门槛，如果人口太少，许多包括污水处理厂、轨道交通等等都可能因社会效益发挥不完全，反成为财政负担。

当务之急，陆铭在采访中提到，由于此前对五大新城定位与现在方向不同，如果作为比较独立发展的经济体，那么它在城市的用途、公共服务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有跟100万人口相对应的规划。更重要的是，陆铭和曾刚都认为它需要有新的发展模式，避开过去普遍走过的“宽马路、低密度”、以驱动发展的老路。

教育及卫生人才享落户优待

当下，以人才为发展驱动渐渐成为共识，导入人口对于上海新城来说正是一件要事。比如人口聚集力相对较低的南汇新城，近年人口规模主要在30万、40万这一层级，离百万目标差距较远。

普遍而言，落户较难则是许多“打工人”离开上海的原因。

“不是没有人想来上海，而是进不了。或者说着前脚进来了，后脚进不来。比如在上海工作但公共服务比如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那么大家不希望一直‘飘’的，最后就选择离开。”曾刚表示。

也因此本次《意见》中，对新城户籍限制的放宽引起了社会关注。《意见》指出：缩短新城“居转户”年限，对在新城重点产业的用人单位和教育、卫生等工作满一定年限并承诺落户后继续在新城工作2年以上的人才，经新城所在区推荐后，“居转户”年限由7年缩短为5年。

对新城范围内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单位录用的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直接落户打分加3分。市、区加大对新城特殊人才落户的支持力度。

对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在新城工作并居住的，予以专项左边加分右边，即每满1年积2分，满5年后开始计入总分，最高分值为20分。

按工作计划，在2021年6月底前，上海还将出台新城人才支持政策，租购并举人才住房政策等细则。从目前表述来看，落户放宽的政策主要惠及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及新城重点产业的人才。另外对在新城工作并居住的居住证持证人，在落户积分上也有利好。

“户籍改革是上海五大新城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基础”。曾刚表示，当下的举措是好的，但仍需更大的改革突破。比如如何定义人才？思维可否更放宽？因为一个的良好运转不仅依靠“将军”式的人才，“小兵”们也不可或缺。

陆铭也特别强调应关注对于一般技工人群、服务业人员的落户问题。比如随着新城产业的需要，一些工人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服务工厂，而这类工作是工人经验越丰富，越利于。试想如果这批人口在上海工作几年就离开，则会形成巨大的浪费，同时，也会要求上海企业不断地更换员工，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

“从新城一直到整个上海市的户籍制度改革，都应考虑未来在上海稳定的人群能有长期留下的可能性。”陆铭表示。

户籍问题成为焦点，正在于公共服务包括廉租房等住房多与其挂钩。曾刚告诉记者需要用革新的思维，探索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部分公共服务需求，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惠及更多人群。在接受采访时，曾刚强调，新的机制更能创造新的动能，“抢人才”填满新城是表层现象，更重要的是“用改革的思想来谋划新城的建设体制、管理体制、运营体制等，真正让五大新城发挥新的发动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