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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欲形成对全球高峰人才的“磁力效应”。

在3月26日举行的上海市人才工作大会上，《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以下简称《人才高峰方案》）出台，主要聚焦13个领域的高峰人才。其中“量身定制、一人一策”、“高峰人才全权负责制”等引起广泛关注。

《人才高峰方案》明确，上海将为高峰人才量身创设新型工作机构，不受行政级别、事业编制、岗位设置、工资总额限制。实施高峰人才全权负责制。赋予高峰人才用人权、用财权、用物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内部机构设置权。

其中，“高峰人才及其家属、核心团队成员及其家属可以直接办理本市户籍”、“允许高峰人才及其核心团队成员将在沪的薪酬收入、成果转化收益等合法收入汇至境外”等着力解决高峰人才及其团队的后顾之忧。

连日来，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英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的专家、学者及青年博士共10人，听他们讲述对上海人才高峰工程方案的看法。

点赞：赋予高峰人才全权

上海出“大招”揽才，引来不少叫好声。

“又比上一个政策往前走了一步。”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黄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次上海的人才新政，是一个有创新，有前沿思维，是在对世界有比较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所出台的一个好政策。

黄煜表示，现在对于海外人才引进，已经走向了定制化发展的阶段，此次，上海引才特设“量身定制，一人一策”，正是在这方面做了很有益的尝试，在原来的“普适性”政策基础上更加精准化。

“对于引进对国家有重要发展、有前途、有才华的科研人员和教授级的人员，这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希望这个政策的出台，能够进一步把一些重要人才引进回国。”黄煜说，希望在人才政策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能够不断适应情况变化，使其更好地完善起来。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庄太量告诉记者，他身边也有很多同事前往内地进行教育和科研工作。本次上海出台的人才政策比以往政策更精确，在财务支持和保障配偶子女相关待遇等方面有较大吸引力。

汪岑是日本千叶大学工学博士，研究专业是人工智能，目前在日本企业从事人工智能研发工作。他认为：“作为一个搞研发工作的人员来讲，研发资金问题、研发过程中的自主，以及出国考察参加国际研讨会之类的利便是最担心的问题。就这次上海出台的方案来言，可谓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有学者为人才新政点赞。

张一滋是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商学院教授，他表示，从海外华人的角度，很高兴看到现在出台的措施不仅仅面对海外华人，也面对外国学者。

“这一轮改革最有吸引力的是，实施高峰人才全权负责制。赋予高峰人才用人权、用财权、用物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内部机构设置权。因为中国财务体制、行政体制跟国外差别很大，现在，能尽量跟国外接轨总是好的。”张一滋说。

目前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化学博士林佳也认为，“出台的政策很好，配合了做科学研究一系列的条件。有人才、经费、资源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个人、家庭的问题。”

顾虑：回国发展是否还能安于学术

上海的人才新政只是一个开端，人们还期待看到更多具体细则。

汪岑提出，高峰人才这个概念太过于广义，具体情况时、哪些人才属于哪些又不属于较为模糊。

关于高峰人才的定义，上海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高峰人才应具备的核心条件”：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突出成就、一般处于本领域全国前5名或国际前20名，或年富力强、活跃在创新创业一线，具有成长为世界级高峰人才的潜力。

一名香港高校相关人士对记者说，上海人才新政对高峰人才的界定较为模糊，其中“本领域全国前五名国际前二十名”的说法不够专业，应具体说明如何定义。林佳则认为：“我觉得能符合条件的人很少。全世界前20的要求很高，这样会排除很多有潜力的人才。”

汪岑说，日本的作法可以参考，“日本近年也出台新的签证（高度人才签证）来吸引人才，采取的是积分制度，所以是不是属于自己就可以知道。”

除了详细界定高峰人才，有学者希望“量身定制，一人一策”也能更加细化。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生物医学博士罗沛宜说：“我很好奇‘一人一政策’会如何实现？作为青年学者，我又具体能通过何种方式获取资源呢？”

英国约克大学博士何泽仪，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她希望，生活配套政策也能更加细化。

何泽仪说，新政能让人才“回得来”，但是否能“住得下去”，还需要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在英国生活了十余年，如果回到国内工作，我与家人的社会保障、生活配套政策是否能落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学者顾虑回国发展是否还能安于学术。在伦敦博士联盟主席、伦敦大学学院高级讲师李会良看来，最吸引海外人才赴沪工作的不是人才政策与福利，“全国各地给海外人才待遇相差不大，但上海最有优势的是它的科研教育水平和研究资源——好的研究团队至关重要。”

李会良提出，国内教授所面临的行政任务和来自研究所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自己难以专心学术工作，“我发现国内有些比我年轻的教授们都早早地‘退居一线’了，他们很少亲自去实验室做研究，而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当评审、开会上。”

对罗沛宜而言，上海是自己毕业后继续研究的理想城市。但她也担心：“我最近回到国内高校交流时，发现博士后们经常会帮导师做很多杂事，比如写报销条和新闻稿，而在英国这些工作都有专门的秘书负责——我担心自己回国后继续科研工作时也会因此被分心。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凝聚态物理学博士杨振强坦言，自己一直在英国学习和生活，有着自己熟悉的研究团队和学术圈，回国便会与多年积累的国外资源断了联系，要重新加入和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李会良还提到了经费使用和研究材料方面的顾虑。他认为，国内科研经费管理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国家自然基金委面上项目的评审是他见过国际上最公正的，但面上项目的支持力度不大，“我比较喜欢进行独立研究，这样我的工作就会比较受限。”

张一滋也说，听国内来的学者称经费难用，虽然国家拨了很多经费，但使用都是相当有限制的，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如果财务方面使用自由度改善的话，就能解决研究者的后顾之忧。另外，也听闻国内学者有出国要用因公护照，对出国的时间有限制，如果能改善出国自由度，将更有利于学者静心学术活动。

除了经费，研究材料也是一大难题，“在国内想要获取国外的实验试剂或组织切片很困难，中介公司难以保证试剂质量，有时还会从中牟取暴利。”李会良建议，上海海关可以考虑科研单位的研究需求出台相关政策。

张一滋还提出，“目前，涉及的学科领域大多数都是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希望本轮改革能兼顾到各个学科领域，而不是局限于目前的这13个领域。只有对于基础学科同样重视，才能使对于海外人才的吸引乃至整个国家科技发展产生一个可持续的正面影响。”

抱着种种期待，多名采访对象表示，本次上海人才新政政策优势明显，如何落到实处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何泽仪希望上海能颁布此次人才项目计划的落实时间表，为海外人才提供更加详尽的政策信息。

香港高校相关人士也建议，应先划定大前提，如符合条件的高峰人才可以每年拿到多少补贴，多少年薪，再根据每位引进人才不同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政策。

张一滋则表示，具体的实施措施最终都有可能由高校、科研院所等来执行，这些机构如何对接这些政策尤为关键。吸引来的人才肯定也需要在享受优惠政策时对口一个窗口，而并不想碰到在执行中，在机构和各个政府部门间跑，耗费精力和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