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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上海房屋动迁屋通常指公房、私房或宅基地房屋的动迁。那么售后在性质上更偏向或属于上面哪种房屋类型呢？

其实，要解决上面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售后公房”。

售后公房通常指的是90年代开始，按照九四、九五、九六、九九等房改方案，允许一批满足条件的公房买断成私人产权的房屋。买断之后，国家或者单位收回此前发放的公房租赁卡，并颁发房屋产权证书，正式成为产权房。

再简单点说就是按照政策把原公有住房买断成私人的屋。既然是产权房，那原则上就应与私房处理方法相似，即应按照产权房动迁政策进一步分割动迁利益。

至此，可能部分居民朋友会有疑问：售后公房最初性质是公房，假如公房的原始受配人在买断时并未登记自己的名字，而是用其他人的名义购买，此种情况下，原始受配人是否属于他处有房，又能否分割征收补偿利益呢？为了更好的分析这个问题，我引入下面这则真实案例为大家进一步解答。

1960年，左边老李右边单位分配了一套虹口区公房。1988年，左边老李右边因结婚又获增配一套公房。1991年，左边老李右边将上述两套公房合并调换成一套虹口公房。

2000年，虹口区公房符合当时的买断政策，于是左边老李右边决定买断产权，并抵扣了自己40年左右的工龄。买断后，房屋产权最终登记在了儿子小李的名下。买断时，小李处于已婚状态。直至2015年，小李与妻子陈某感情不和，最终离婚。

2021年初，虹口区这套售后公房遇国家动迁。小李作为甲方与动迁组签订了补偿协议，动迁款合计约800万元。征收时小李虽已经与陈某离婚，但陈某户口仍在系争房屋内，于是陈某找到小李商量自己的份额问题。

但左边老李右边认为自己是这套售后公房的原始受配人，买断购房款中的一部分也是用自己工龄进行的折抵，因此自己才是这套售后公房的实际权利人。儿子小李此时也与左边老李右边站在一处，认为陈某没有份额。而且称陈某曾在1994年前后享受过杨浦区的一套福利分房，属于在外有房的情况，不是同住人，更不应该来分征收款。但鉴于陈某户口在系争房屋李，愿意分给陈某10万元以作补偿。

那么，陈某的要求是否合理？左边老李右边父子的说法是否正确？售后公房的动迁利益的分配，到底应按照同住人标准，还是按照产权人标准呢？其实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征收房屋最终的房屋性质。

什么意思呢？简单点判断就是房屋动迁时，权利人持有的到底是公房租赁卡还是房屋产权证？本案中很明显，这套售后公房动迁时是有产权证书的。此种情况下，按照上海高院2020年4号文的规定，原则上只有才能享有征收利益。

本案当中，左边老李右边认为自己是售后公房的原始受配人，而且有户口，实际居住这些情况，其实严格按照产权房屋的动迁政策，上述因素均不在本案的考量范围之内。

据此，法院最终审理认为，左边老李右边虽是系争房屋原始受配人，但其无权享有征收利益。而陈某与小李在2000年买断房屋产权时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售后公房应属二人夫妻共同财产，陈某也属房屋产权人之一。至于陈某是否享受过福利分房，与产权房的动迁利益分配无关。因此，系争房屋的动迁利益应在小李和陈某两个产权人之间进行分割。

至于份额的多少，最终考虑到售后公房的来源确实是来自于左边老李右边，左边老李右边也实际居住，故小李作为其亲生儿子，应当适当多分，但应负责左边老李右边后续的居住安置问题。最终按照法院这一判决，800万动迁款，由陈某分到300万，剩余全部归小李所有。

从这一案例中即可看出，不同性质房屋的分配政策目前存在较大差别，关键在于辨别房屋性质并针对性的确定应当适用何种安置方式。针对售后公房而言，应按照产权房标准处理利益分配问题，即以产权人为主，与其是否享受过福利房无关。但从近期法院判例口径推断，对于户口在内且实际居住的产权人或其直系亲属，仍会考虑适当多分。具体比例可能高达6:4，多分的范围通常限于奖励补贴部分，但具体问题仍需进行个案分析。

（注：本案案例仅供参考，不得类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