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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兜兜转转7年也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年后努力上进，考入了上海海事大学就读研究生。但两个多月后，她就在宿舍卫生间内自缢身亡。

　　

这位女研究生名叫杨元元，去世时年仅30岁。而纵观她这30年的人生，能自由掌控命运的时间简直少得可怜。

　　

　　

本该拥有的精彩人生，也在一次次地忍让退步中消耗殆尽。这样的悲剧背后，肯定有着不同寻常的原因。

　　

杨元元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绝望，谁该为她的死亡负责？

　　

元元：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女儿

　　

2009年11月26日，早上7点30分，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来到了女儿所在的宿舍楼下。

　　

原本每天母女俩都会一起吃早饭的，可这一天女儿却迟迟没来找她。

　　

望瑞玲心中有些担忧，央求宿管让她上去看一看。被拒绝后，她又开始想办法联系杨元元的同学。

　　

而当同学推开宿舍卫生间的门，就看到了半蹲自缢的杨元元。惊恐之下她们拨打了120，紧接着又告知了老师和望瑞玲。

　　

上午9点左右，望瑞玲跌跌撞撞地赶到现场，此时她的女儿只剩下最后一点微弱的气息。

　　

　　

几分钟后救护车到达，杨元元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9点15分的时候，心电图就变成了一根直线。

　　

10点整，医生在竭尽全力后还是没能迎来奇迹，杨元元被宣布死亡。

　　

她的死亡，仿佛那个秋天里的一片落叶，轻飘飘地就坠落了。过程之短，让所有人都没缓过神来。

　　

噩耗发生以后，身边的人都在问：“杨元元为什么要自杀？”

　　

是啊，她为什么要自杀？一个寒门学子好不容易考上了理想大学的研究生，为什么在开学两个月后就走上绝路？

　　

随着各种猜测争论甚嚣尘上，杨元元背后那种畸形病态的母女关系开始显露人前。

　　

认真了解她的过去和成长经历，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触目惊心的。

　　

1979年，她出生于湖北宜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的高材生，工作体面、工资稳定。

　　

　　

母亲望瑞玲虽然没什么文化，只能在一家兵工厂里干着最简单的工作，但她是那种典型的贤妻良母，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杨元元出生的时候，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她以后能成为“人上人”，赚很多很多的钱。

　　

两年后弟弟杨平平出生，那时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寄予厚望的女儿，所以父母只希望他平安健康。

　　

6岁以前，姐弟俩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可6岁那一年，父亲因肝病不幸去世，只留下一个掏空积蓄的家和孤儿寡母。

　　

作为一个习惯于依赖丈夫的女人，望瑞玲骤然面临这样的噩耗显得六神无主，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但在她的身后，还有两个什么都不懂的幼子幼女。为了养活孩子们，为母则刚的她勉强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杨元元和弟弟变得比同龄人更懂事。尤其是杨元元，她特别心疼母亲的付出和牺牲。

　　

而这种心疼，在往后的人生中演变成了一种愧疚。愧疚到她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愧疚到她认为母亲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时间很快来到了高考，学习成绩优异的杨元元有大把大把的好学校可供选择。

　　

但她的梦想却偏离了父母一开始给她设定的目标，她不想赚大钱，而是想去攻读左边法律右边，去做一名正义的捍卫者。

　　

为此，她的理想目标是大连海事学院左边法律右边系。不过不出意外，这个梦想肯定是胎死腹中了。

　　

据杨元元的表妹回忆，表姐和姑妈就大学和专业一事产生了分歧。杨元元努力过，可还是没能说服母亲。

　　

“大连太远了，以后来回都不方便，家里也供不起这么多路费。再说了，学什么左边法律右边，还不如老老实实选个能挣钱的。”

　　

　　

思及母亲的难处和正在上高中的弟弟，杨元元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第一次做出了让步。

　　

她最终填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在校期间左边勤学右边刻苦，在老师和同学眼里都是一个腼腆上进的女孩子。

　　

而在她就读大三那一年，杨平平也紧随姐姐的脚步考入了武汉大学。

　　

一门双贵子，彼时的望瑞玲不知受到了多少人的艳羡。儿子女儿都这么有出息，真是不枉她辛辛苦苦十几年。

　　

但还没等到两个孩子毕业，望瑞玲就遇上了一个难题。

　　

她所供职的兵工厂要迁移新址了，愿意搬去新地方的老员工，需要支付3.5万元自购住房。

　　

不愿意搬走的就住在老地方，以后生活上的事情自己解决。

　　

最后有三分之一的人留在了老地方，而望瑞玲既没有去也没有留，她直接办理内退离职了。

　　

　　

“家里没那么多钱，买不起新房子，我也不想住在老房子里。”

　　

思来想去，她直接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到了武汉大学。她要搬进学生宿舍，要和自己的女儿同吃同住。

　　

而当杨元元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她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反对了。

　　

或者说她也不会反对，即使心里再不舒服，她都会说服自己接受现实。毕竟，母亲一路走来吃了那么多苦。

　　

从那时开始，杨元元彻底失去了自由，进而失去了自我。

　　

上大学以前，每日的衣食住行都在母亲的眼皮子底下；上大学之后刚刚过了两年，母亲又一声不吭地跟来了。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活到30岁的杨元元，只有过两年自主支配的时光。

　　

潜移默化中的病态共生，屡屡退让后的悲惨现实

　　

　　

而关于望瑞玲擅自搬进学生宿舍一事，学校方面不知道，宿舍里的另外5个女生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地，原本就狭小的空间里居然住进来了一个学生家长，这叫什么事？

　　

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实际上都憋着一肚子气。

　　

原本还算和谐的宿舍氛围突然就变了，其他人尽量选择远离宿舍，也不再和杨元元有什么交往。

　　

大约一个月后，学校方面终于知道了这件事。而最后的处理结果也是很人道的，专门拨了一间空宿舍给她们母女俩居住。

　　

可望瑞玲还是习惯跟女儿挤在同一张床上，她们共用一部手机，银行账户也只有一个。

　　

可以说在母亲面前，杨元元没有任何隐私和秘密。原本就腼腆的她变得更内向了，没有知心好友、没有谈过恋爱。

　　

两年的合住生涯中，杨元元的身体里似乎容纳着两个灵魂。一个是自己，一个是母亲。

　　

　　

而她的大脑却在渐渐退化，所有的一切都由母亲支配。

　　

2002年毕业后，母女俩都搬出了学生宿舍。她们在市区租了一间单间，还是和彼此住在一起。

　　

此时的杨元元面临着就业的问题，但她的手上却没有毕业证和学位证。

　　

因为她是贷款上的大学，毕业时还欠着学校将近4000元学费。只有偿清这笔欠款，她才能拿回属于自己的证书。

　　

而杨元元好不容易兼职赚来的那点钱，都补贴给了母亲和弟弟。哪怕毕业后，她也一直在竭尽所能地照顾家人。

　　

因此直到2007年，她才还完最后一笔助学贷款。

　　

“无证游民”的日子里，杨元元在培训中心当过英语老师，在保险公司当过客户代表，在报社干过也创过业。

　　

可几年折腾下来，既没赚到钱也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昔日的同学一个个读博读硕，在一线大城市混得风生水起。

　　

　　

相较之下，她内心的自卑感越来越强烈。而母亲也对这种现状有所不满，怎么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呢？

　　

但其实，杨元元是有机会走出这种困境去追求崭新人生的。

　　

她也有过攻读硕士的想法，并且内心一直没有忘记左边法律右边的梦想。后来，北京大学法学院给她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但面对自费的3万元学费，这是一道无法越过的天堑。望瑞玲在得知后连连摇头，再一次打破了女儿学法的梦想。

　　

不能继续读书了，杨元元又尝试报考公务员。她曾被湖北枝江和广西钦州的两家单位录取，这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可母亲的话如同一盆冷水，直愣愣地浇在她的头上：“干嘛要去那种小地方？你是武大毕业的，就算在武汉扫马路也不能去。”

　　

　　

或许在望瑞玲的心里，衡量一份工作好与不好，首先要看它位于哪座城市。

　　

小城市是没有好工作的，去了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公务员泡汤之后，西北大学愿意聘请杨元元前去工作，不过需要她本人亲自过去面试。

　　

假如面试通过，能留在大学里上班也是很体面的。但得知女儿买好火车票后，望瑞玲却再一次拿出了母亲的权威。

　　

她不同意，所以不许去。隔得这么老远，万一是骗子怎么办？

　　

再者说，西安在望瑞玲看来也不是什么发达的大城市，不值得女儿去。

　　

失去这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后，杨元元也遇上过其他工作。

　　

可惜要么是母亲不同意，要么是她自己看不上，到最后母女二人依旧蜗居在武汉市区。

　　

而关于母亲和姐姐的窘迫，杨平平从来不知道。他活成了寒门学子的另一种模样，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熬出了头。

　　

　　

有了姐姐的资助，他顺利从武汉大学毕业，并取得了北京大学的直博资格。

　　

对此望瑞玲很高兴，也想起了多年前给两个孩子定下的目标。

　　

“我说以后弟弟上北京去，你就到上海去。”

　　

如今这个目标实现了一半，只要女儿再努努力就可以了。而望瑞玲之所以如此执着上海，据她自己说是因为有“上海情结”。

　　

70年代的时候，她曾经去上海工厂进修学习过。大城市的繁华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她还学说了上海话。

　　

但杨元元本人并没想过去上海，因为大城市意味着高消费。在武汉都没有立足之地，去了上海又如何生存。

　　

可弟弟的继续升学也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想起自己屡屡夭折的“左边法律右边梦”，或许再考一次研究生呢？

　　

这次可以选择上海的学校，既圆了母亲的梦想也圆了自己的梦想。

　　

　　

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的时候，望瑞玲难得的没有出言反对。于是，杨元元开始准备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考试。

　　

最后她成功了，在30岁的时候弥补了人生的一大遗憾。

　　

这时，杨平平突然提出要把母亲接到北京去。毕竟他已经读博了，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方便一些。

　　

而且姐姐照顾了母亲这么多年，是时候轮到他了。

　　

如水蛭一般吸附女儿，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听到弟弟这么说，杨元元封闭已久的内心掀起了一丝丝涟漪。

　　

她虽然习惯了和母亲共住的日子，但心灵深处始终有着追求自由的冲动。只不过她不敢反抗，因为她被深深的愧疚感束缚住了自我。

　　

而这次是弟弟主动要求的，所以她有理由顺水推舟把母亲送走。可是，望瑞玲拒绝了。

　　

她不想去北京，不想和儿子住在一起，女儿走到哪她就跟到哪。

　　

　　

是爱，是依赖，还是出于什么其他原因？外人不得而知，望瑞玲也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个问题。

　　

或许从武汉大学同住的那一天开始，这对母女就成了一对连体婴。杨元元想分离却不敢提，而望瑞玲则希望保持这种现状。

　　

她忘了女儿是个成年人，有自由恋爱的权力、有组建家庭的权力、更有独立生活的权力。

　　

来到心心念念的上海后，望瑞玲再次不客气的住进了学生宿舍。而这次，被动的杨元元遭受了更多的冷眼和闲言碎语。

　　

其他几个女生的年纪本就比她小几岁，彼此之间存在着代沟，现在又住进来一个家长，怎么读个书还拖家带口呢？

　　

深感不便的同学们纷纷向老师反应，申请换个宿舍或者自己出去租房子。

　　

反响之大惊动了学校领导，杨元元也被老师约谈，希望她能说服母亲离开学校。

　　

　　

可望瑞玲是不愿离开学校的，因为在外边租房子又要多一笔花销。以前武汉大学都能行个方便，为什么上海的大学不可以呢？

　　

受母亲的这种影响，杨元元给学校写了一封申请信，里面详细说明了她的家庭情况，希望学校能另外通融。

　　

但这封信没能打动校方，首先望瑞玲没有到七老八十需要人伺候的地步，她每个月的退休金将近1000元。

　　

其次杨元元和弟弟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相互帮助一下，不至于连一间房子都租不起。

　　

不过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为什么望瑞玲要像影子一样跟着女儿？杨元元又不是一个没有自理能力的未成年人。

　　

但别人不理解的问题，恰恰是望瑞玲最坚持的地方。尽管校方驳回了请求，她还是死皮赖脸地继续住在宿舍里。

　　

　　

而由于其他学生陆续搬出去了，所以她另外铺了一个床铺，好歹是跟女儿分床睡了。

　　

在此期间杨元元被不断约谈，校方明确表示，这种行为不符合学校相关规定；且校园里还有其他贫困生，这样做对别人有失公允。

　　

学校下了最后通牒，望瑞玲必须在11月21日之前搬离宿舍。

　　

不过考虑到她们母女俩的实际情况，学校也给予了一些方便。

　　

原本外面的房子月租都在600元左右，但一位体育老师为她们提供了一处住房，月租只要450元。

　　

另外，杨元元在学校里得到了一份兼职工作，每个月有300元的补助。

　　

不过，她们得等到11月23日才能搬进房子。这中间的两晚时间，何去何从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21日晚，母女俩走进了一家宾馆。住宿费是130元，望瑞玲难受得好似心在滴血。

　　

　　

22日晚，她将女儿赶回了学校宿舍，说找到了一晚只要50元的住处。但其实，她一直徘徊在学校电影院附近。

　　

深秋的天气冻得她瑟瑟发抖，最后前来夜巡的安保人员看不下去了，让她在电影院内休息了一晚。

　　

等杨元元知道这件事后，她抱着母亲愧疚地哭了起来。23日下午，她们终于拿到了出租房的钥匙。

　　

可出租房内空无一物，连一张简易的木板床都没有。

　　

没办法，杨元元只能将宿舍里的被褥搬了过来，母女俩相互依偎着在地上蜷缩了一夜。

　　

等到11月25日，杨元元终于忍受不了了，她告诉母亲：“我要去找学校领导，我们要住回宿舍里去，这地上实在太冷了。”

　　

于是当天晚上她并没有回出租房，而是一个人住在宿舍里，可到了第二天早上，与母亲约好一起吃早饭的她却迟迟没有出现。

　　

　　

望瑞玲左等右等，心里渐渐涌起了不详的预感。而最终，悲剧也的确发生了。

　　

杨元元自缢一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母亲将所有过错归咎到了学校身上，觉得校方冷漠无情逼死一条人命。

　　

杨平平也觉得校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他们向学校索要35万元的赔偿金。

　　

35万元中，5万用来处理亡者后事，30万用来给望瑞玲买房。

　　

但学校坚持认为己方不必承担任何左边法律右边责任，更不会以单位名义做出道歉赔偿。

　　

不过出于人道主义，愿意给出16万元的慰问金。

　　

双方关于道歉赔偿一事争论不休，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望瑞玲才是导致这起悲剧发生的最大的“罪魁祸首”。

　　

她如同藤蔓一般、如同蚂蝗一般、如同水蛭一般，侵入了杨元元的身体和思想，将自己活成了女儿的另一半。

　　

　　

后记

　　

杨元元生前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都说知识改变命运，可为何我学了那么多知识，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其实，将她逼入现实困境的不是知识的多与少，而是她的性格和她的家庭。

　　

她有过无数次展翅高飞的机会，只要她能强硬一点，只要她能摆脱母亲的桎梏，一切都会得到改变。

　　

可她懦弱无刚，对母亲的愧疚感压倒了一切。她的纵容和默许，也让母亲的共生、寄生思维越来越病态。

　　

以前丈夫还活着时，望瑞玲紧紧依附丈夫；后来丈夫没了，她就紧紧依附长女。

　　

在依附的过程，她渐渐以母亲的权威掌控了主导地位。

　　

她能体会得到女儿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也能看得到女儿遭受的白眼和冷待，但她还是选择一意孤行。

　　

　　

因为她从没把女儿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她享受这种控制和形影不离所带来的满足感。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她对儿子的放手。

　　

望瑞玲给予了儿子最大程度的支持和自由，她从不把自己狼狈窘迫的一面告诉儿子。

　　

哪怕租到了那个只能打地铺的房子，她还是会报喜不报忧地告诉儿子：“挺大的，还可以看到海呢。”

　　

所以杨平平不知道母亲的真实生活，更无法体会姐姐30年来的人生。

　　

他和望瑞玲之间是再正常不过的母子关系，他会孝顺母亲，但他对母亲没有那么深的愧疚感。

　　

因此，他毫无包袱的稳步前进，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寒门贵子”。

　　

如果，望瑞玲也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女儿呢？或许，她会得到两个事业有成、孝顺无比的孩子。

　　

　　

当年她以一己之力撑起家庭，其中的艰辛酸楚值得大家钦佩。可她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对女儿放手，最后推动了悲剧的发生。

　　

脐带曾经连接过母亲和孩子，是他们共生的证明。但当孩子长大后，不能再用脐带去捆绑束缚。

　　

终有一日，孩子是会渐行渐远的。而那，正是他们拥抱新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