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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读了这么多书，为什么我的命运还是这样？”这是一个武汉大学的毕业生，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所说出的话。如此优秀的她，为何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还要从她的母亲到大学宿舍和她一起住开始说起。她叫杨元元，还有个弟弟叫杨平平。父亲希望她长大能赚大钱，儿子出生后，就希望儿子平平安安长大就可以了。曾经这也是平淡幸福的四口之家，然而在她六岁那年，爸爸因病去世了，妈妈望瑞玲只有初中文凭，只能在工厂当车工，为了多挣点钱，晚上还要在工厂看大门。杨元元从小就懂事，不光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看到妈妈回来了，还要帮妈妈按摩，希望可以帮她缓解疲劳。杨媛媛知道妈妈挣钱不容易，所以从小的学习成绩完全不用大人担心，一直都名列前茅。她始终记得父亲是北京化工大学毕业的，她就一直以父亲为榜样。

杨元元考出了个重点大学的分数，并且她还有“市三好学生”荣誉的左边加分右边，考上自己理想的大连还是学院左边法律右边系，完全没问题。不过，杨元元的荣誉却被加给了别的同学，这让她更加坚定了要为穷人维护公平正义的决心，她更加坚定地想要选择左边法律右边系。然而母亲的一句话就打消了她的想法。望瑞玲说，律师怎么挣钱啊？而且我们家到大连这么远，路费肯定贵，你还是选个近的，赚钱多的专业吧。

杨元元考虑到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最终选择了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望瑞玲十分满意，这个专业，一看就有钱。尽管大学和专业都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但是能读大学，杨元元还是非常珍惜，她的成绩在同学中算是最好的，大学要比高中空闲，杨元元还争分夺秒地兼职，她不光赚齐了自己的生活费，还要把多的钱交给望瑞玲，以此来支付弟弟的读书费用。两年后，弟弟也考上了武汉大学。一家人的生活，似乎在向着美好前进。

然而，生活总是会出其不意。望瑞玲突然打包行李到了她的大学校门外，声称要和女儿一起住。原来，望瑞玲的厂里要搬迁，老职工可以继续住老厂区，但如果要跟去新厂区，就要交三万五才能得到一间房。望瑞玲不想离开早已熟悉的同事邻居，但又却是拿不出三万五，所以她干脆办了内退，打算到女儿的宿舍一起挤一挤。

母亲的到来让杨元元第一次感觉到尴尬。倒不是嫌弃母亲让她丢脸，而是家长长期住在学生宿舍里，本身就不多见。这会让同宿舍的同学们都非常不自在的，由于长时间说话不便，同学们也就不知不觉间疏远了杨元元。杨元元自己也知道，为了还同学们一个正常的宿舍生活环境，她只能请求学校的帮助。学校看在杨元元两姐弟都非常优秀的份上，单独找了一间宿舍让杨元元母女住。望瑞玲觉得非常满足，她每天都在宿舍给两个孩子做饭，孩子们上课去了，她就在学校里做点小生意，没有城管，也不用租金，她轻轻松松每天能赚个20块钱左右。

望瑞玲越来越适应大学的生活，但杨元元却觉得母亲的存在仿佛是撕开了自己的遮羞布，这让自尊心极强的她十分不安，担心同学们看不起她，背地里议论她。她更怕的是接受到同学们同情的目光，所以尽管她已经和母亲搬离了宿舍，但她还是和同学们都疏远了，每天一个人学习，一个人兼职。

2002年，杨元元毕业了。但她还欠着学校3000多元的学费，学校就扣押了她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什么时候还完钱，什么时候就能拿走毕业证书。没有毕业证找工作是很难的，杨元元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培训学校做英语讲师，月工资800元左右。这笔钱她要付房租，还要负担和母亲两个人的生活费，可以说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了。而她欠学校的学费，更是用了5年的时间才全部凑齐。

有了证书的杨元元很快就找到了更好的发展。但都不和望瑞玲的意。首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法学一直是杨元元最想学习的专业。但是学费要三万块，望瑞玲说，我们家哪里有钱啊，杨元元也深知这一点，默默地选择了放弃。但北大的入学考试题单，杨元元一直放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这一定是她最大的遗憾。紧接着，杨元元还可以回湖北枝江去当公务员，用望瑞玲的话说，只要她去，考都不用考，直接就能上班。但望瑞玲坚持不回去，因为她好不容易到了武汉了，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的。但懂事的杨元元又妥协了。

后来杨元元还接到了西北大学的面试通知，多好啊，到大学里工作。哪知道望瑞玲还是不高兴，西北气候不好，而且万一是骗子呢，她拦着不让杨元元去。明明杨元元火车票都买好了，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她最后还是选择了退票。后来还有文员和会计的工作，一个在广西，一个在浙江义务，这回母女俩都嫌弃工作不好，不肯去。

杨元元在武汉卖了一年的保险，还自己创办过杂志，开过小记者培训班，也卖过衣服等，几番折腾下来，也没什么钱。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她的同学们要么是硕士生、博士生，要么在政府部门和大企业里做出了一番成绩，只要她，年近30，一事无成，连恋爱都没有谈过。杨元元有着深深地挫败感，她决心再考一次研，以此来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废物。

这一次，她又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的法学专业的研究生。而这一次，望瑞玲也很高兴，因为她有上海情结，年轻时候曾经去学过5年的船舶技工技术，早就想要故地重游了。因此，儿子杨平平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直博，他想要带着母亲去北京，望瑞玲都没有去。杨元元这次去上海海事大学报到，又要带上了望瑞玲。可是，现在的同学不比当时刚成年的时候了，更加独立，也更加有主见，她们认为望瑞玲住在宿舍里给自己造成了不便，也没有忍耐，要么出去租房，要么申请搬到了别的宿舍。看起来是给望瑞玲腾出了住的地方，但却让杨元元十分难堪。说实话，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如果察觉到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麻烦和困扰，她内心的心理包袱会非常重。但望瑞玲兴致勃勃，毫无感应，杨元元也不好说什么。

不过，学校从一开始就建议杨元元，尽快给望瑞玲租个房子住，家长住在学生宿舍，还是集体宿舍，多少有点不伦不类，最重要的是不方便统一管理。一直到11月份，望瑞玲仍然没有搬走，到11月21号的时候，宿管老师开始禁止望瑞玲进入学生宿舍。杨元元只得再去给母亲找房子，600元的房租，望瑞玲嫌贵，怎么都不愿意，终于在海事大学附近的海事小区，找到一个房子，业主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房租是450元。不过入住时间是23号，也就是说这两天，望瑞玲还是没着落。母女俩住了一天宾馆，100元一天，望瑞玲第二天说什么都不住了，她对杨元元谎称找到了个50一晚的，不过地方小，让杨元元回宿舍去住。其实她当天晚上就在学校里游荡，最后在学校电影院的椅子上躺着休息。

还是同学们通知杨元元，她赶过去才看到了睡在长椅上的母亲。杨元元又尴尬又痛心，她赶紧找到老师拿了租房钥匙，迫不及待就要搬进去。但意外的是，房子里几乎没什么家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差不多。房租已经交了，而且再不好找这么便宜的房子了，杨元元只得回宿舍搬被褥等，硬是和母亲睡在了地上。夜里，地上的凉气透过了棉絮，望瑞玲越睡越冷，忍不住打起了哆嗦，杨元元心疼却又不可奈何，她只能紧紧抱住母亲，用身体给母亲热量，自己却偷偷抹眼泪。

第二天，杨元元对母亲说，要再去找校领导申请宿舍的事情。但她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望瑞玲等不到女儿，担心女儿出事，又回学校宿舍去找。这次宿管老师没有让她进去，她从7点等到9点，终于有老师去宿舍看杨元元的情况，发现杨元元用两根毛巾套成一个圈，一头套着自己的脖子，另一头挂在洗手台的水龙头上，以半蹲的姿势自杀身亡。老师发现她时，她已经没有了脉搏，身体都是硬的，瞳孔也已经散开了，120接诊的医生还说了一句，这还有什么可救的。

杨元元被抬到救护车上，望瑞玲却坐在宿舍的楼道里哭。她对路过的同学们说，你们不要太内向啊，元元就是太内向了。后来望瑞玲又说，是宿管老师太不通情达理，给杨元元造成了压力；而且学校的老师还曾经对杨元元说没钱就不要读书这种话。因此要求学校赔偿35万元。但学生们都认为望瑞玲指责的宿管老师深受学生的喜欢，不会太不讲情面；而她指责的老师也说，他一直都做的是辅导员的工作，绝对不会对学生说那样的话。学校也承诺：从建校以来，还从没有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而这本校无法读书的。并且，学校一直在为杨元元安排勤工助学的工作，也在积极地为望瑞玲找工作。

杨元元的弟弟杨平平专门从北京来解决姐姐的事情。他支持母亲的决定，虽然姐姐自杀是个人行为，但学校该为姐姐的死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学校的态度太过于冷漠，而且强行赶走望瑞玲，杨元元整整五天五夜没睡过一个好觉，这才造成了杨元元最终的完全崩溃。

杨元元的同学们却对杨平平颇有微词，说是感觉不到弟弟对姐姐的爱，他既没有悼念姐姐，甚至不知道姐姐的遗体在哪里，只围绕着学校的赔偿金说事。而根据学校的说法，望瑞玲索要的35万，其中5万是杨元元的丧葬费，其余30万则是买房子的钱。另外，网友们也质疑了杨元元的亲戚们，既然她家这么困难这么可怜，为什么生前不想着帮一帮，死后反而到学校闹，想要把责任都归罪到学校吗？

杨元元的死亡不单单是贫困，而是来自于心灵上的不自由。她背负着母亲想要她走的路太久了，她全力照顾母亲，同时还要坚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太久了。孝顺是应该的，但生活也是艰辛的，父母不应该寄生在子女身上，而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放孩子们勇敢地去闯，去飞；孩子们有更好的发展，才是父母培养孩子的意义不是吗？如果望瑞玲能早点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杨元元能在其中某一次人生机会面前勇敢一点，那她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她把最勇敢和最决绝都留在了自我了断上。如果她不是一心求死，但凡她的脚能稍微碰到地面，她都不会自杀成功。但，她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这该怪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