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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于2021年12月7日举办的学术圆桌“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培养世界史研究生？”录音记录稿。会议由上海大学王三义教授主持，特邀复旦大学顾云深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余伟民教授、复旦大学向荣教授以及上海大学郭丹彤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围绕世界史研究生培养这个议题，会议主持人和四位主讲嘉宾从全国世界史一级学科的发展历程谈起，向参加会议的研究生介绍了这个学科在中国的艰难历程，十年来（2011-2021年）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差距。首先，世界史研究起步晚、专业学者少、整体基数较小，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其次，世界史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高校甚至名校缺乏世界史博士点；从师资方面看，世界史教师所占比例小于中国史的教师。关键在于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重中国史，轻世界史，许多学校的本科课程仅开设世界通史，专题性的课程不足。这种情况下，本科毕业后选择考取世界史研究生的学生数量少。而且，从事世界史研究的难度较大，尤其语言掌握和第一手资料搜集的难度大，诸多因素制约着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尽管如此，国内世界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希望不断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促进世界史学科的繁荣和发展。顾云深教授（复旦大学）

顾云深教授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结合自身经验，提出了世界史学习研究的五个关键词：“视野”、“品味”、“规范”、“技能”、“使命”。第一，视野。学习世界史一定要拥有较为开阔的视野。这里的视野不仅指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指较好的学术视野和理论视野。当前，许多博士生往往就一个具体问题研究得非常细致、深入。通过查阅档案，做了许多具体的实证研究，但最终的文章好像缺了一口气。这口气就是视野。历史需要解释，而以何种角度解释需要视野。所谓学术视野是指，要了解当代史学界的最新进展、最新趋势以及大家关注的学术话题。只有拥有这样的学术视野，问题思考才能拥有一个较好的支撑。理论视野方面，当前学科间交叉融合成为一种趋势，历史学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关注本学科的内容。比如，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的科林伍德、奥克肖特等，但是政治学、政治哲学、美学思想等学科也在研究，了解和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史学研究是有益处的。因为一个人的研究无法穷尽所有，种种研究结果只是为了认识世界、认识历史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维度的解释，且不能认定这就是真理。了解其他学科对于同一问题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进行研究和思考。

第二，品位，信息爆炸时代，阅读是需要品味的。宝贵的学生时代，要选读真正的史学经典，盲目阅读反而会浪费时间。求学路上，学生应该提高学术品位，通过阅读书评、与导师交流，了解自身研究领域里最经典、最有价值的书。比如，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和社会，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必须要深入阅读的。经典作品的理论方法、逻辑思维、观点论述等使人受益无穷。当今时代，对研究生学习世界史来说，培养学术阅读和提升阅读品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每个人的学术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同时，顾云深教授向大家推荐了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并分享了书中的内容。这本书介绍了美国世界史博士生项目的课程设置，即“9+9”，9门课加9个非课堂的学习。9门课包括：史学方法、世界历史文献（大量阅读）、世界通史（不同于国内的国别史，该课程以大历史的概念讲述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教学、全球史研究讨论（培养学生学会批评、学术讨论）、历史学学科（讲授除世界史之外的其他学科内容，如专门史、思想史等）、地区国别史（或文化史、环境史等）、高级方法课程（导师和学生一对一交流讨论）。此外，美国的博士生还需接受课堂之外的诸多训练。比如：教育教学实习、科研项目、使用电子资料、文献阅读的必备语言、科研必备的语言（写作）、论文开题、资格考试、论文研究和写作等。顾云深教授认为，培养世界史研究生，某些训练环节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世界史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从学生应具备的能力出发，针对性强，训练强度高，值得国内学习。

第三，技能。无论是写作技能、电子资源使用技能还是问题意识都需要训练。广泛阅读与问题意识相互关联，学生要在阅读的过程中训练自己的问题意识。另外，现在许多学校都设有教师发展中心、学生学习平台，不定期开设针对具体方法和技能等方面的训练课程。学生要关注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不能简单地认为该课程与本专业无关就满不在乎。许多问题存在共性，学习一些看似与本专业无关的事物，往往能给自身研究以启发。就使用电子资源这一话题，顾教授提到，目前研究生论文写作过程中使用数据库资源较多，这应该辩证地看。数据库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优点不言而喻。但过于依赖电子资源甚至忽略了本领域最重要纸本资料，过犹不及，要防止过度电子化的倾向。运用电子数据库的同时要重视领域内已经编著完善、有较高价值的纸质版资料，包括一些已经编撰成书的一些文献，著作的指南。比如美国历史学会编著的《历史文献指南》，其中囊括了世界史的方方面面，各国的重要历史文献均列于其中，且附有评语，是世界史研究的有益工具。

第四，规范。学术本身是有规范的，规范是最基本的问题，规范也需要训练。研究生的日常作业、期末小论文要主动朝着学术规范努力，只有经过日积月累的训练才能筑牢学术基本功。顾教授指出，一篇学术论文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符合学术规范。论文的格式、目录、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要认真对待，这体现了学习态度的认真与否。

第五，使命。今天的世界史学科来之不易。曾经历史学的八个分支，中国史占了7个，而世界史只有1个。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只有“西洋史”（主要是欧美）和“东方史”（主要研究日本和印度）学科，主要还是局限在介绍引进，还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设立了“世界史”学科，开始对全世界进行研究。但当时尚未开展独立的研究，世界史教材大都直接译自苏联教材。研究的领域也大都师法苏联模式。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世界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很多方面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成果。建构了世界史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队伍。2011年，世界史正式成为一级学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2011年，世界史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世界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队伍的建设显得更加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种使命感，为国家发展贡献世界史学科的力量。当前，世界史研究力量薄尚显弱、研究领域也相对集中，许多国家的研究还是空白，许多研究领域尚显薄弱，因此，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余伟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余伟民教授结合工作经验，从教学和管理的角度出发，就世界史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设计和学位论文两个环节提出见解。第一，课程体系的设计。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华东师大历史系在王斯徳、李巨廉、王家范等老师主持下就研究生课程体系问题进行了探索，最终形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普遍性问题到特殊性问题的课程体系。这个体系考虑三个层次，分别是：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学科的基本文献和史料、导师的研究方向。

第一个层次：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一级学科（即当时的历史学科）共设计了三门基本课程。第一门是中国史通论。第二门是世界史通论。第三门是史学理论与流派。

世界史通论不再重复本科已经读完的一般意义上的世界通史知识，而是在通史基础上讲授世界史学科应该掌握的基本理论、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及世界史领域最基本的重大问题。世界史基本理论涉及历史哲学层面的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理论，针对世界历史的本体来说，比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汤因比的文明史观、黑格尔的历史观等。另一种是史学理论，即历史学如何研究世界历史问题，这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余教授认为，本科毕业后，大多数学生尚不具备上升到理论高度去认识世界历史普遍性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阶段需要补充这方面的相关知识。中学历史教学有核心素养要求，研究生教学也应有相应的核心素养要求，即要知道或了解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著作，如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将马克思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现在历史系的研究生很多人不了解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是从阅读原著中去理解和掌握，而只是从一些公共理论课的教科书中粗浅地了解，这是很不够的。余教授建议在课程设计上，要加入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顾云深教授补充道，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也认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法兰西阶级斗争》是最好的历史著作。）余教授还指出，在研究生课程中应吸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世界史学科基本理论方面的创新成果。吴于廑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研究生课程教学，世界史后学们要把他们的创新成果继承下去，并在前辈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第二个层次：二级学科分学科设置各自研究领域的基本文献导读。由学科导师指导学生读一些经典的历史著作，帮助学生了解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高度和知识积淀的厚度。由此形成学科领域的通识性知识结构，避免因专业研究方向的区隔而导致知识的碎片化。

第三个层次：研究方向课。由导师来负责，每位导师自己开课，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指导学生的要求，灵活处理。

第二，学位论文。余教授认为，在前期的课程教学之后，学生在论文选题过程中要处理好问题意识和具体论题之间的关系。问题意识来自宏大叙事背景的“关切”。我们不主张在研究选题角度做宏大叙事，这有道理。做一篇宏大叙事的论文很难，也做不好。但是，这不等于不要关注宏大叙事，或者不等于无需具备宏大叙事的理论关怀。

就此话题，余伟民教授分享了近期重读《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一书的感悟。该书作者本杰明·史华慈不仅仅关注中国这个研究对象，更关注人类命运、关注整个世界，他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创造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放到整个世界历史的宏观进程中去考察，意义深远。哈佛大学的林同奇教授评价史华慈史学论著的最大贡献就是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就是“关切”。“关切”，就是对世界、对人类文明、对社会、对人的关切，这就是宏大叙事。史华慈认为，按照西方人主导的世界历史走向发展下去是有问题的。他在考察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思考，是否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新路径，这就是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所以，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是具体的“议题”，但一定要有“关切”意义上的问题意识，带着这样的关怀去思考要选择什么样的题目来做研究。

余教授提出，导师的第一个责任是帮助学生处理好从关切到议题的转化。为学生的选题提出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宏大叙事的背景性思想，或者进一步完善学生已经形成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导师的关切会影响到学生的选题，学生的关切有时也会启发导师。大家在讨论对话的过程提出新问题。如果有这样的“关切”，选题过程中就会有问题意识，这个论文选题就有意义有价值。

导师的第二个责任在于同学生一起讨论选题的可行性。这里涉及到史料的问题。导师可以在已有条件下，为学生提供寻找史料的途径。不仅仅是第一手材料，也包括第二手材料。这可以与前面的课程教学相衔接，在文献导读课上给学生介绍写作这样一个题目至少应该阅读多少经典性的文献。档案文献是史学论文的史料基础，其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但要注意，不能将是否使用新发现的档案文献作为评定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的唯一标准。要将档案文献和论著性文献相结合，从论题的具体情况出发选择史料。因为有些论题本身就是依托于论著的，比如思想史研究，论著本身就是第一手材料。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把课程体系的问题解决好，导师指导学生学位论文的过程也会比较顺利。

向荣教授（复旦大学）

向荣教授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开场语，指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目前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向教授指出，世界史研究外国人的历史，由于缺乏原始资料、文化之间的隔膜等多种原因，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总体上还不算高。直到晚近，在中国从事原创性的世界史研究几乎不太可能。事实上，文革前在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他们在国外留学时大多是做中国史研究的，比如，吴于廑先生、周一良先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亟需了解外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服从组织的安排转向了研究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创立是国家战略需要的产物。但最近一、二十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数据库资源被广泛使用，到所研究国留学、访学的机会增多、互联网使网上学习和线上国际学术交流成为可能，青年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生培养也要与时俱进。向教授认为，在研究生培养方面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培养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使其能在较短时间内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导师要给学生相关方面的指导，列出相关研究的前沿问题或主要问题，列出阅读清单，并通过课堂讨论和一对一对谈的方式检查学生读懂与否。学生的困难通常不是语言障碍，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和其对问题本身不了解，因而需要老师进行指导，使学生尽快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走进学术前沿，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研究选题。

二、强化专业技能训练。不同专业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不同，比如研究古典学需要掌握多门语言，包括死去的语言；从事跨国研究和比较研究要懂两到三门甚至更多的语言；研究英国史，要有阅读原始手稿的能力，研究中世纪英国史则还需懂拉丁语和中古英语。向教授指出，英国的原始资料浩如烟海且手稿难以辨读，学习英国史的同学在研究生期间，非必要不要把学习英语之外的语言作为重要任务。因为人的精力有限，读研期间要集中精力完成主要任务。

三、要有时间观念，按时毕业，导师要给学生计算时间。在向荣教授看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把好三关：一是选好题，既有意义又可操作；二是及时纠偏，让学生在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少走弯路；三是把好时间观。向教授认为，英国的研究生培养很讲效率，值得国内学习。英国的硕士生培养一年，主要是bycourse；博士生三年，主要是byresearch，不用上课，师傅带徒弟，集中精力做研究。这种学制比国内3加4的硕博士生培养节省了4年时间。不过，英国人研究的是其本国的历史，比我们容易找到感觉，因此，我们的7年培养时间基本是合理的。如若能够改进，硕士可以压缩1年。向荣教授提到，他要求自己的博士生博一、博二开始向外投资格论文，接受挫折教育，博二、博三开始集中精力写大论文，尽可能四年毕业。中国目前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学生不能长期泡在学校，研究生培养也要服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此外，学生在学校耗的时间太长，走向工作单位后很难再紧张起来，很难适应当今中国高度竞争的社会现实。

四、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历史思维。最近一些年西方各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对年轻学生和一部分中老年教师很有吸引力。学习和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但不能照搬，不能迷失自我。20世纪60-70年代，英国史学界受法国和美国同行的影响，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基思·托马斯是主要的倡导者。1971年，托马斯本人出版了《宗教与巫术的衰落》，他运用社会人类学理论，分析了16世纪英国大规模的巫术起诉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根源。但是，1975年，这本书受到了美国人类学家希尔德雷德·格尔茨的批评，并由此引发了两人之间的一场学术争论。英国著名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为托马斯辩护，他说：“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背景和过程的学科”，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由此可见，我们在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跨学科理论和方法时，或者在研究历史上的人口、环境、疾病和医疗问题时要有历史学的视角和特点。向荣教授认为，世界史研究生阶段就是一个学徒阶段，掌握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提出真问题，会用材料，能有一些自己的独立见解就足够了，不必把太多精力放在理论方面。历史学是一门实学，关键是要舍得下死工夫。现在研究生论文的评审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匿名评审，但是只要下功夫，给人感觉厚重，通过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五、国际视野，中国问题。近些年，在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完全看不到的材料。因此，中国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要尽可能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并争取在国外发表。但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不同，人文学科是有价值判断的，中国人做外国史同外国人做自己历史的目的不完全一样。这些年，中央特别强调人文社会科学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事实上，不仅中国人研究外国的历史是这样，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角度不同，提出的问题和研究的问题也就会有不同。因此，研究外国史的学生也要学习如何提出中国关心问题，要有一定的现实关怀。

郭丹彤教授（上海大学）

郭丹彤教授从自身求学经历讲起，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及教学心得，认为世界史研究生培养应从：“世界史+外国语”、提升史学理论素养、参加学术会议和导师项目等四个方面入手。1979年、1981年，林志纯先生的《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先后发表，标志着中国真正开始了世界上古史研究。四十年的发展里，学术界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世界史研究生的培养要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世界史+外国语”。学习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必须懂得其语言。学习先秦史要懂甲骨文、金文，学习埃及史要懂象形文字，学习亚述学则一定要学楔形文字。1985年，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三位先生联名发表了《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一文，指出，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这些古代史的学科分支对于我们都是空白学科，呼吁研究古代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通过这些古文字技术掌握有关材料，进而研究和理解这些古文明。郭丹彤教授认为，三位先生已经奠定了世界史研究的基调，即学习世界古代史必须学古文字。但是，也要分清主次，语言只是学习历史的工具。例如，学习埃及语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识读古埃及文献，并通过识读文献重构古代埃及历史。解读古代埃及历史才是史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

如何将世界史和外国语有机结合起来呢？郭丹彤教授认为，开设原始文献阅读课程非常重要。历史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就是对原始文献资料进行解读，从而揭示出文献所展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通过释读文献，比如卡摩斯石碑、图特摩斯三世年鉴、美楞普塔石碑（又称以色列石碑）等，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埃及历史是通过什么样的史料来重建的，另一方面通过阅读这一系列的王室文献，促使学生对王室铭文的可信度产生质疑，从而提高学生们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通过大量阅读原始文献，不仅加强语言训练，巩固语言记忆，而且还能培养学生辨别文献真伪以及使用文献的能力。

2019年郭丹彤教授和黄薇老师（上海大学）合写的《古代近东文明文献读本》就是让读者通过阅读文献来构建自己的近东文明的一种尝试。例如在谈到埃及的来世观时，本书没有直接告诉读者何为埃及人的来世观，而是直接列出了埃及来世观的相关史料，让读者自己释读出埃及人的来世观。由于每个人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因此阅读同样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第三，开设外国史学名著研读课程，提高史学理论水平，如《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左边起源右边》等。经典著作对研究生未来从事世界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通过阅读经典史学著作，学生们可以学习到史学名家的历史书写方式以及使用史料的方法，借以提高史学素养。另外，还要举办由学生自己举办的读书会，给研究生提供一个交流讨论的平台。

第四，鼓励学生组织参加学术会议、听讲座，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听会可以了解相关课题的最新研究状况，学生不至于读死书、死读书。郭丹彤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文献整理研究”的子课题“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的象形文字的原文全文录入电脑就是由她的两位硕士生来完成。正是通过这次象形文字全文录入工作，她们的象形文字释读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为下一阶段博士生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基于四位教授的主题发言，聚焦世界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参加会议的老师和研究生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就研究生课程体系设计、学位论文、语言学习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提问，主要涉及研究方法问题，比如，广泛收集资料和尽快发表文章的矛盾如何协调；世界史博士后如何自我提高，高校怎样培养世界史博士后，对博士后的职业发展有何建议或忠告；世界史不同领域的经典著作的阅读，有什么好的建议。四位主讲嘉宾做了细致而耐心的解答。

全程参加会议的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对这次圆桌会议做了总结，对四位主讲嘉宾所贡献的智慧和经验表示感谢。他指出，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无非是阅读档案资料之后提出问题；针对提出的问题去研讨和写作，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要扎扎实实做研究，立足于第一手资料，把问题来龙去脉讲清楚。当今时代，资料的获取越来越容易和便捷，缺少的是认真钻研。在研究生阶段接受过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将来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发展。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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