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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奸汪精卫之妻、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于1946年4月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1949年她从苏州监狱移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1959年6月17日因病死于狱中，享年68岁。多年来，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文史、档案材料，采访当年曾经管理过陈璧君的多名管教干部，还采访了当年常到监狱送物、探视，并为陈璧君处理后事的陈家远房亲戚谭文亮先生，遂成此文。文中不少史料为首次披露。

提篮桥监狱大门

移押上海

1949年7月1日，陈璧君与日本女谍中岛成子一起从苏州移押到上海，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的女监（全部由女性干部管理）。十字楼高6层，建筑面积6560平方米，大小囚室150间，楼顶有4个放风场，设施较齐全。解放前这里原是关押外籍犯男犯和日本战犯的地方，每间牢房大多为8个平方米，两扇高窗，还有一张固定的铁床、桌子、凳子和抽水马桶。考虑到陈璧君与中岛成子较长时间关押于一室，相互比较熟悉，为利于监管工作，女监干部就把两人也安排在一间牢房内。牢房内只有一张铁床，陈璧君年龄偏大，身体不好，就让陈璧君睡床，中岛成子睡地铺。

在收押陈璧君以前，提篮桥监狱干部作了认真研究。针对陈璧君的性格、经历、罪行、身体等情况，妥善作了安排。尤其对她的称呼，也作了研究。过去陈璧君在广州、南京、苏州监狱关押时，看守人员人前人后都称她为“汪夫人”。有一次一名国民党的少将军官，因为叫了她的名字，而受到陈璧君的当面辱骂。提篮桥监狱干部们认为“我们是共产党的监狱，不论干部、犯人，决不允许称陈璧君为‘汪夫人’或‘陈先生’”，按规定犯人在监狱改造期间，犯人之间都一律称番号，干部称呼犯人，也用番号，不叫名字”。

曾经关押过陈璧君的监楼

提篮桥监狱犯人的番号一般为4～5位数，其中女犯番号前大多冠以“20”的代码。陈璧君入监后，番号为左边“”右边，简称304。中岛成子的番号为左边“”右边，简称305。由于所有女犯每人都有一个番号，对每个犯人都一视同仁，陈璧君也无话可说。当时，监狱犯人称管教干部为“先生”（后来改称“队长”），因此，陈璧君对干部通称为先生，对女监的监长、训导员等干部则以其任职务而称之。

监狱干部考虑到陈璧君曾留学海外，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比较喜欢阅读书报，每天供犯人阅读的报纸来了，一般先让陈璧君看，监狱图书馆书籍的借阅，也给她一定的优待。入狱初期，尽管陈璧君不认罪，不服判，但她看书还是十分认真的。所以，在1949年9月26日的《新闻报》，一篇《东方“巴士底”的解放，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参观记》中，这样写道：“我们看到女汉奸陈璧君，头上包着一块白布，穿着蓝色的旧囚衣，躺在床上正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在1949年底《解放日报》一篇《阳光照进监狱》的通讯中写道：“天字第一号奸首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在解放后积极多了，如每天向图书馆借阅书阅读消遣，最喜爱读的《联共党史》、《居里夫人》、《母亲》等这类得以教育的书籍。”

陈璧君狱中番号

病痛缠身

陈璧君入提篮桥监狱初期，明显地存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想法。她常常把汪精卫挂在嘴边，汪先生如何如何。干部耐心教育，要她挖思想根源，写出自己的罪行时，她总是摇头，说：“我有什么好写，我有什么罪？”继而她利用谈话后的机会，详尽地写下了自己的“革命史”。大肆吹嘘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如何冒死赴北京参加刺杀清廷摄政王，如何留学法国，如何协助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还对汪精卫评功摆好。当监狱干部批驳其谬论时，她狡猾地说：“我是反蒋，你们共产党也是反蒋的，应该是同志。为什么你们和蒋介石一样对待我，把我关起来？”入狱初期，她还为了小事，竟绝食3天，与监狱干部相对抗。

尽管陈璧君不认罪，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抱有敌意，监狱干部依然对她耐心教育，相信一个人思想转变总有一个过程。监狱干部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其亲友、子女）通过通信、探视等途径做好各项工作。特别是针对陈璧君身体不好，从关心她的健康，给她治病为“突破口”，以人道主义的实际行动去感化她。陈璧君被捕前，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病症，还有几十年的关节炎。虽然常年药物不断，但效果不大。在其病历卡上，还有着胆结石、卵巢囊肿等记录。监狱干部一方面对她进行教育，另一方面经常在伙食、生活上给予照顾，允许其家属在探视时可以送一些点心和菜肴。

关押陈璧君的监室

1952年9月24日，早晨起床后，陈璧君感到不舒服，胸口有点闷，走路站不稳。干部知道后，马上把她送到位于同一个大院内的监狱医院就诊。经医生仔细检查。发现她心律不齐，血压高达210/90。为了对她负责，陈璧君被留院诊疗。这是她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后的第一次住院。医院大楼高8层，启用于1934年，有360张病床。使陈璧君意想不到的是监狱医院里竟还有电梯，她被送到了4楼的女病房，得到了医生的精心治疗。医院内设有专为病犯吃的小伙房，根据病犯的需要，烧煮小锅饭菜。陈璧君在伙食方面也受到照顾。10月6日，陈璧君出院，住院12天，这次住院使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月后的11月13日，陈璧君因高血压和脱肛而再次住进医院，并同时痔疮出血。可这次住院时间长达193天。1953年5月，当陈璧君出院时，向半年来日夜护理照顾她的医护人员一再表示感谢。

面对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陈璧君触景生情，不由回想自己以前住院的情况。1925年，她与几位高官夫人在广东率妇女慰问团去东江慰劳军队。何香凝、陈洁如等女性都坐轿前行，唯有她好强，坚持骑马。刚走了几里路，一时兴起，鞭打马匹，导致坐骑奔跑，而从马背上摔下受伤。后来蒋介石亲自安排担架，把她抬到城里，住院治疗，却仍然留下关节疼痛的后遗症，每当阴雨连绵，就会浑身酸痛。1933年6月，陈璧君又因患肠炎，以“汪夫人”的身份住在上海的高档医院开刀动手术，医务人员殷勤服务。而现在自己以“阶下囚”之身去看病住院。尽管前后身份不同，医院条件不同，但是治病的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共产党胸怀宽大，不仅没有歧视她、嫌弃她，而是积极为她治病，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这对陈璧君触动很大。

年轻时的陈璧君

1954年1月12日，陈璧君因高血压、心脏病又开始了第三次住院，这次时间更长，病情也更为复杂。住院期间，病情危重，后来经多方抢救，又起死回生。直到1958年3月7日出院，时间长达1514天，有4年多。其间，陈璧君自认为将离开人世，她在给其亲属的一封信中表示，年老体衰，随时可能病故，死后愿把尸体贡献给医务工作者解剖研究。有人反映陈璧君思想消沉，还私藏了许多药片。后来，干部结合国庆前医院的卫生大扫除，发现在她的床垫中藏有22片安眠药，还有几片止痛片。根据医生判断，按她的身体情况，如果把这些药片全部吞服，足以致命。但是陈璧君自杀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她真想自杀，不会在公开写给亲属的信上暴露自杀思想（犯人外寄的信件，要经过干部的检查）。

陈璧君当时最大的思想问题，在于她始终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判决，希望能更换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她多次说过，也书面写过这样的话：“我申请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我，我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不愿偷生在蒋介石所判的无期徒刑中。”（共产党接管提篮桥监狱后，对原国民政府法院判决的犯人，大部分都作了重新判决。但对江亢虎、周隆庠、陈璧君、陈春圃、夏奇峰等一批汉奸犯，都没有改判过；因此陈璧君等人判决书仍是国民政府的）针对陈璧君的抵触思想，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和提篮桥监狱的领导曾多次找她谈话，要她面对现实，调整心态，并指出她当时第一任务是安心养病，爱护身体。至于改判的问题，这是法院决定的，并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情况比较复杂，监狱里不是她一个人，还有其他犯人，监狱可以把她的要求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汇报，请他们研究处理。同时还决定在陈璧君的病房内，由公家出资增订一份《人民日报》，报纸一到，首先让陈璧君阅读，之后再让其他犯人看，这样的规定，在监狱里也是前无先例的。

顽石点头

在共产党劳改政策的感召和人道主义的待遇下，在陈璧君幼子汪文悌和著名词学家龙榆生（解放前曾当过陈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师和南京博物院院长）等的鼓励规劝下，尤其是在监狱干部的耐心教育和医院医务人员的悉心医疗照顾下，终于使陈璧君的思想有了转化，原先的对立情绪逐步消解，傲慢的态度有所改变，表示要好好反思几十年的经历，清理清理自己不合时代节拍的思想。这真是精诚所至，顽石为开。

陈璧君在一份汇报中是这样开头的：“我听了3月15日的大课，结合董（必武）院长和罗（瑞卿）部长的讲话，我在当夜开始了检查反省，把自己一生的思想，从头回忆，挖掘我犯罪思想根源，它究竟是怎样孕生的。今后改造的方向、打算怎样？从什么时候起的，我曾否彻底坦白过，检举过。我曾否遵守监规院规。”

陈璧君在服刑期间，她看到部分女犯人到苏北大丰的劳改农场劳动，1954年她也报名想去农场，通过劳动来改造思想。她在一份思想汇报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向来认定不通过劳动，不养成劳动习惯，改造是不稳定的。”“我不需要住院治病，我需要劳动。”对此，监狱干部首先肯定了她的改造积极性，同时也考虑到她年老体弱，身体有病，反复做其工作，陈璧君才放弃了外出劳动的念头。

关押过陈璧君的提篮桥监狱的一幢监楼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读报成了她每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特地引用她在1957年时写的一份思想汇报：

我得不到报纸，我神志会不正常，不能冷静、清醒。在解放后的七年中，《解放日报》已成为我生命的重要元素了。我无它，我不能有生存的活力；我无它，食息都不能正常；我无它，我恨不即死。我无它，便把一个失了自由的人的痛苦涌现扩大起来。《解放日报》，它给我一切光明、一切的新人新事，新品质、新道德。不论它的庄严和深奥的革命理论也好，通俗浅易的文字，或小品文也好，都能启发我，诱掖我步步向前，它有革命的理论，有党的战略、战策和政策。

我是一个诚诚恳恳渴欲从革命真理来改造的人，我是一个隔离了“人间”十二年，求知欲很强的人。《解放日报》给我对于世界的怀疑，以无声的解答。我离不开《解放日报》，或未看完，给人拿去，我怎样能不痛心失望呢？怎样能不使我切盼自由和想立即死去呢？

她在1955年7月书写的思想汇报中，这样写道：

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看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更后来，我至友龙榆生又送来许多进步书来给我学习，且每月寄一封勉励我努力改造的信来，我更加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最近我忽然断了龙弟的信和赠书，我以为他已逝世了。他是一个患有胃溃疡的江西万载人。昨日在《解放日报》上看到龙榆生的名字，我真是惊喜万分。启发我的第一个思想转变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龙弟。我从书报的学习、吸收、反省和先生们（指监狱干部——笔者注）的教育，更从广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实道理了。关于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丰富，有深奥的、有通俗的，都能适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

在提篮桥监狱的服刑改造过程中，监狱干部的言教、身教对陈璧君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有一次，女犯排队出监楼，去炊场上面的大浴室洗澡，洗澡结束返回女监时，天正下大雨，地上有点积水，路有点滑，女干部穿了雨衣，穿了套鞋，冒了大雨，站在各路口，搀扶滑倒的老年女犯。这时候陈璧君使了一个心眼，故意试探一下这位过去曾被自己顶撞过的干部，她假意走路跌倒。干部不顾一切地抱住她的上身，把她扶起，并和颜悦色地安慰陈璧君要小心走路。这回让陈璧君打心眼里佩服。有一年，因工作需要，女监一位莫姓的女干部带一批女犯，调到直属上海管辖的苏北大丰上海农场（劳改单位）工作。陈璧君闻讯后，对这位非亲非故的干部依依不舍，第一次流下眼泪。并在背后尊称她为“莫青天”。为什么向来态度骄横的陈璧君会有如此举动，我们可以在陈璧君的一份思想汇报上找到答案。她写道：“为什么人民政府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呢？是她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深深了解政策，和她们品质优良的缘故。”我们从陈璧君亲笔所写的这些材料中，就能了解陈璧君思想转变的轨迹和原因。

身后善终

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先后5次到监狱医院住院治疗，累计前后共计1791天。这也就是说，陈璧君自关押到提篮桥监狱的近10年中，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医院里度过的。

她最后一次住院是在1959年5月2日，因咳嗽、气急、胸痛、发热和头昏而住院。这次陈璧君自知病重难治，故开始不听医嘱，吵着要回到监房去，不愿再住医院，死在医院里。干部和医生对她进行反复劝说，并明确表示，在押人员患了重病，只要有一线希望，人民政府仍要尽力抢救。陈璧君对此非常感动，才愿意尽力配合。在46天的住院治疗期间，监狱医院先后为她做过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2次心电图检查。除了注射链霉素及内服合霉素外，还请中西医专家会诊，服用中药，并每4小时给予吸氧。在饮食方面，在提供高蛋白菜肴同时，每天另给牛奶一磅。医务人员先后作了7次病重报告，一次病危通知。但最终还是因高血压和心脏病，并发大叶性肺炎，陈璧君于1959年6月17日晚上9点15分病亡于提篮桥监狱医院。

第二天，提篮桥监狱的有关部门首先打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陈璧君同父异母的妹妹陈舜贞。陈舜贞生于1902年9月，比陈璧君小11岁，为人比较低调，性格与陈璧君大不相同，特别是大她22岁的丈夫褚民谊在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在苏州以后，一直深居简出，静心抚养褚叔齐等3个子女，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解放初，陈舜贞先后住在上海的巨鹿路和陕西南路，1958年11月迁往南京(后病故于1963年1月）。所以当陈璧君病亡后，如果从亲属和血统关系来说，陈舜贞是陈璧君在大陆亲属关系中最亲近的。但是被陈舜贞以年老体弱为由而婉拒，不过她还是推荐了居住在上海的一位远方亲戚谭文亮来处理其姐姐的后事。

谭文亮是谁，他与陈璧君是什么亲属关系呢？谭文亮当时任上海郊区某中学教师，广东人。他是陈璧君长媳谭文素（汪文婴之妻）的弟弟。谭文亮平时作为陈璧君的亲属常到提篮桥监狱探视，有时，经过监狱有关部门的同意，他特地到上海福州路上的粤菜馆“杏花楼”购买陈璧君爱吃的广东菜，送到监狱为陈改善伙食；有时也根据陈璧君开出的书目，到新华书店购买后送入监狱。1959年6月18日，谭文亮接到提篮桥监狱人员打来电话，电话中告知陈璧君因病医治无效而死亡，希望他及时到监狱来处理陈璧君后事和领取遗物等。

汪精卫与陈璧君合影

陈璧君病亡后，提篮桥监狱干部按照规定，认真清点了陈璧君的遗物。并造出清单，一式三份，一份留档，一份交给亲属，还有一份备用。谭文亮闻讯赶到监狱，监狱干部首先把清单交谭过目。陈璧君狱中喜欢读书看报，她自费订阅了不少报刊，购买了许多书籍，所以遗物中书籍数量比较多，其次还有一些衣服被褥等物品。由于当时谭还未结婚成家，住在集体宿舍内，无法安放陈璧君的遗物，所以，他就领回了二三支钢笔以作纪念以外，其他遗物请监狱按规定处理。

监狱有关干部告诉谭先生，按照当时监狱处理病亡犯人的惯例，犯人死亡后，都有法医进行一般的尸检。为了对陈璧君和她的亲属负责，监狱准备把陈璧君的遗体送到上海某专业部门进行验尸，并由法医作出验尸报告。作为陈璧君的家属可以向陈的遗体告别。最后干部还询问谭先生，在陈璧君的后事处理上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可以提出。谭考虑到陈璧君的子女都健在，并居住在香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不可能立即赶赴上海到现场处理丧事，他作为陈璧君的远房亲戚，有些事情应该向远居香港的陈的子女作个交代，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由于沪港之间当时只能拍电报联系，不像现在可以直通电话，所以，希望在时间上请监狱宽限几天。监狱当即同意这一要求。陈璧君的遗体就由某殡仪馆施行了防腐措施暂予保存。几天后，谭文亮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陈璧君的子女全权委托他处理陈璧君的后事，并听从政府按有关政策规定办理。谭文亮及时把此情况与提篮桥监狱通气。

1959年6月22日，上海某部门对陈璧君的尸体作了检验。验尸报告交与谭文亮后，又让他观看陈璧君的遗体。谭文亮看到陈璧君身穿一套蓝色全新的列宁装，脚穿一双新布鞋，脸色安详。他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经有关部门允许，谭文亮把陈璧君的遗体领回处理。并写下书面材料。全文如下：

兹因死者陈璧君尸体已蒙派员验明，填具验断书在卷。本人现愿领回该死者尸体，予以殡葬，特具领尸结如上。

谭文亮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后来，陈璧君的遗体被运到上海西宝兴路殡仪馆火化。谭先生领回陈璧君的骨灰盒，随即从上海的邮局寄往广州。陈璧君的子女托人从广州把该骨灰盒带回香港。1960年秋天，其子女把陈璧君的骨灰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

（本文由《档案春秋》杂志授权刊载，原题《陈璧君狱中晚景》，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