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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来，发生在诸多二线城市之间这场“人才争夺战”，以低门槛落户的方式吸引着大量大学生进军二线。这也让北京、上海两个城市也坐不住了，相继松动了严苛的户籍政策。但或许，更为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何落户二线？落户之后，他们的就业和公共服务问题又如何得到保证？

“抢人”

半年时间里，我身边有四个熟人把户口落到了成都。

他们身上原本就有一些共性：非成都户籍的四川人，重点大学毕业三年以内，都在一线城市工作但没能解决户口，毕业时户口只好迁回原籍——通常是成都周边某地级市。如今这些共性又加了一条：通过人才引进策略落户到成都的新成都人。

2017年7月，成都市政府一纸令下，规定45周岁以下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凭身份证、毕业证即可左边落户成都右边，户口不在成都地区内且在市内没有住房者，可以申请落到成都任何一个区县内。

在本科学历已不罕见的今天，一纸命令让无数年轻人蜂拥而至。截至12月6日，成都共登记落户本科以上人才突破10万人，30岁及以下青年人才为落户主体。整个2017年，成都新增户籍人口36.4万人，即使抛开正常流入和自然增长的人口，这个数字依然很可观。

我的朋友秦晴就是2017年落户到成都的新成都人之一。2017年8月，落户新政颁布不到一个月，她专程向公司请了三天年假，从工作地上海飞回四川办理落户。她在上海从事电影行业，虽是重点大学毕业，但由于只有本科学历，在打分落户制的上海没能落下户来。

时至今日，她还能回忆起当时的落户盛况。那是8月中旬的一个炎热夏日，她早上7点从成都市中心出发，到达办证中心时门口已经排起了上百米的长龙，队伍还在一旁的停车场绕了一圈，不少人拿着板凳或顶着报纸，只为熬过炎炎烈日。发号时间是上午9点，一天办理600个号左右，她拿到的是200余号。拿号后，办证现场还有若干条队伍需要她去攻克，有复印证件的队伍、打印无房证明的队伍、审核落户材料的队伍、正式办理的队伍经历了这么多队伍和流程，她终于在下午4点左右把户口落了下来。“真是每一条队伍都有几十米长，一条队伍就得排一两个小时。”秦晴说。

曾经的我，毕业后也把户口迁回了家乡，不知为了一纸户口不仅要大老远飞过来，还要这么折腾的意义何在，直到春节期间，爸妈几句话点醒了我。“成都房价涨得太快了！”“你某娘娘的儿子也把户口落到成都了！”“儿子你咋个还稳起不动喃？”“万一你以后回成都了买不起房子了喃？”

几语惊醒梦中人。春节后，我也动身去成都办理落户。原因和这些朋友一样：这些年成都发展的速度和它在网上蹿红的速度相差无几。成都南部的高新区，已经有了那种不亚于北京、上海的办公区和高楼大厦，这是曾在成都南部上学的我没见过的。每次回成都，至少都会新开一条地铁线，2050年地铁远景规划竟然已达到40条线路。而作为人口大省四川唯一拿得出手的城市，它正吸引省内外人流持续流入，房价继而快速上涨。万一我以后从北京撤退了，发现家乡已无我的容身之处咋办喃？

为此，我向单位多请了一天假——相较于多数单位，三联收假已足够晚，但我长假内居然全部被预约满了，只好将行程推迟一天。此前，由于现场办理人数太多，工作人员忙不过来，所有申请在2018年之后全部改为网上预约，每小时可预约50个号码左右，一天8小时。到我去办理时，虽然也在排队，但人数和队伍长度都不及好友们给我形容的那样夸张，整个流程一个多小时全部走完。在去机场赶回京的班机前，我甚至还有多出来的预留时间，去一旁的派出所把新身份证也办了下来。

即使这样，成都的学历落户流程也还不是最便利的。2017年3月23日，西安再出狠招，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在线落户西安。此前，西安已放开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如今又减少了70%的证明材料和程序，可谓做到了最简。在线落户政策宣布当日，西安即迁入落户人口8050人，突破此前最高纪录，3天后迁入1.5万。不少在京大学生，通过西安在京的招聘现场远程办理了落户。

一年多以来，成都、西安、南京、武汉这些二线城市之间上演的“人才争夺战”早已不是新闻。这些城市不仅降低了落户的准入门槛，还在此基础上，通过住房补贴、路费补贴、办理便捷性等细节吸引人才，尤其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为主。比如，在南京，外地毕业生去面试会发放1000元补贴，首次创业可领取一次性2000元的开业补贴；武汉开始推行“社区公共户”“人才住房券”等制度；成都此前则宣布，未来5年将建设35万套人才配套住房。

“给房给钱给户口，基本上都是这三招。”研究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文凯说，2014年提出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全国提出了普惠性的户籍改革要求，除京沪等超大城市外，其他城市都要逐渐放开落户要求，人才争夺战是这一要求下的改进。

在北京、上海严控规模，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的情况下，对人口乃至人才的渴望，似乎从未像年这样激烈。“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全世界发展的规律。”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说，从世界范围看，移民多的城市和国家都是发展最快的，而中国也不例外，活力上看基本上是以外来人口为主导的城市。“比如深圳，外来人口为户籍人口的4倍以上，北京、上海的外来人口占比也约有40%，人力资源的流动、开放对城市的活力和发展非常重要。”

北京城市管理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宏山则将其归结为一线城市严控规模下，崛起中的二线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一线城市减量发展的情况下，人才竞争变得格外激烈，一部分人才也在考虑给自己提供更好的机会，二线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能力也在加大。”

“以后还是有点想回成都发展，在上海压力有点大。”秦晴说。她月入过万，待遇不薄，有时候还会去兼职模特挣点外快。但上海5万6万元/平方米的房子均价，依然让她感觉定居遥遥无期。算上她在内，我左边落户成都右边的四个好友中，刚好两个在上海、两个在北京。

逃离京沪？

在二线城市轮番推出新政的情况下，北京和上海开始坐不住了。

3月21日，北京发布消息，正式向创投基金管理人等金融人才、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等科技人才开放，并对薪资提出高于平均水平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要求。虽然门槛高企，但相较于过去户籍指标分配向体制内单位的倾斜，这一松动仍被媒体称为北京“近10年来最为宽松的落户政策”。5天之后，上海发文宣布要进行大刀阔斧的人才政策改革，目光紧盯13个高科技领域人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特别是卓越人才”。

2017年是1978年以来北京、上海常住人口首次双双下滑的一年，相比之下，深圳、广州分别实现了62万人、45.5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长，紧接着的杭州、长沙、重庆均是接近30万的增量，之后的郑州、武汉、宁波、成都、贵阳，增量位于10万16万之间。常住人口增量前10名的城市，都或多或少都在近两年颁布了人才引进的策略。

2016年末，来京9年、在某重点大学读完本科、硕士的毕业生李翎辞去了北京的工作，转战杭州工作并定居。让她产生离开念头的，是在她换工作时的一段插曲：她有北京集体户口，但原单位需要她迁出档案，新单位则没有接收资质，由此只有找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代为存放档案。

“我一打听才知道，放一年居然要两万多元，这真让人心塞，那时就开始想去苏杭一带了。”李翎想了很久，心一狠，把无数人向往的北京户口转了出去。她说，自己毕业时随了大流，求职季中同学聊找工作的事，一开口问的永远都是“有没有户口”，导致她也很想要户口，最后找到了一份能给户口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如今，她在杭州从事文化创意行业，并通过人才引进策略成功左边落户杭州右边。起初，她最先想过落户苏州，但发现经济发展更好的杭州，落户门槛居然比苏州还要低。“落户政策上，我就对杭州印象很好。”李翎说，杭州的产业发展适合她的专业背景，房价也还可以承受，至少能看到买房的希望。而在北京，“工资也就是够生活，买房遥遥无期，感觉秋冬季都无比漫长，终于体会到老年人熬过一个冬天的感觉，真有点要死的感觉”。

在杨宏山看来，一线城市从来就没停止过人才争夺战，并不存在重新加入的问题，只是在行政律令下市场容量变得有限，需求和供给开始不平衡，因此对人才的需求水涨船高，只有致力于寻求金字塔尖的顶尖人才。“这就使得本来能在一线城市找到好工作的人在一线城市的竞争压力加大了，可能需要到二线城市去。”

“大学生内部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即使有严控，最高端的人才在京沪一样能拿到好的待遇甚至落户，所以中高端的人才只有去到二线。”孙文凯说，在当前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下，人力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分布性。他曾与人合作，在2015年底做过一次抽样调查，发现清华大学选择毕业后就业的本科毕业生，多数都没有拿到北京户口，最后很多人选择回到老家省会城市。

离京的趋势目前看来正在扩大。以清华、北大近几年的毕业生留京率为例，根据两校的就业质量报告，年，清华已签约（指签约三方或就业合同）本科生的留京率从30.7%下降至21.1%；硕士从56.1%降至45.8%，下跌趋势明显。同一时间段，北大已签约本科生的留京率从71.79%降至32.82%，降低近40个百分点。在京沪近年对严控城市规模、二线城市主动伸来橄榄枝的情况下，曾经火热的“逃回北上广”还是“逃离北上广”的话题，似乎有一方开始慢慢占据上风。

“人力资源再分配会导致城市空间和格局的影响。”李铁表示，虽然京沪人才引进政策相比过去已经有些放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人口流入的限制。目前来看，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人口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并没有发展变化，即“在特大城市的辖区空间内，通过中小城市的兴起，来自动实现人力资源的空间重新配置”。但对人口的争夺可能导致一些微调，比如从中国三大都市圈向武汉、郑州、成都等地区分流，后三者都是近两年国家认定的“国家中心城市”。“这也是一种趋势。”李铁说。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黄宇摄）

按照他的估计，通过这轮政策优惠落户到二线城市的，相当一部分会是“回流型人口”。因为城镇间人口的流动有一个自低向高的过程，最高的一线城市门槛最高，二线就成了省内流动的首选。“比如湖北出去念书的大学生，但毕业后在一线落不了户，省会城市放开了给他创造了一个落户机会，毕竟省会城市的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可能会比家乡地级市要好。”包括我在内，我知道的左边落户成都右边的人，全是这种情况。

不过，这轮“抢人”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还需要时间来检验。“看政策的效果要看长期，一两年之内看不出来。”李铁表示，长远看来，谁也无法保证京沪等地的控制策略是否会改变。“政策如果不符合规律，市场会倒逼你调整。”

根据BOSS直聘发布的《2018旺季人才趋势报告》，离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选择最多的是杭州（13.70%）、武汉（5.98%）、成都（5.58%）、郑州（5.15%）。目前，李翎很满意杭州的生活，事业好，生活压力小，二者还能兼顾，不至于觉得一辈子买不起房，也不会觉得事业一眼到头，每个周末还能去西湖乃至周边的江南小镇游山玩水。她对北京的怀念仅限于本科期间，那时，她没有工作和就业压力，“看雪也惊喜，吹大风也开心，哪怕是逛五道口的大地摊，都特别开心”。

杭州有个小细节也让她特别感动。“我这个人很怕过马路，杭州所有的司机是最让行人的，即使不在斑马线，司机都会让行人，点赞。”李翎说。

城市吸引力何来

李翎勇敢地选择了杭州。但肉身上，我那左边落户成都右边的四个朋友，目前还没有一个回去。

直接原因很简单：回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以秦晴从事的电影行业为例，电影在成都的发展显然不如北京、上海。她主攻电影发行，平时经常和制片方及媒体打交道，而在成都，几乎找不到具备一定规模的电影公司和能辐射全国的媒体。“回去了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除了转行。”

落户了之后又干吗？这似乎是很多大学生的困境。2018年春节后，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的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肖柳选择和女友结束异地恋，通过学历落户政策迁户到长沙。但从离开前几个月，就开始找工作，到现在依然没找到契合的工作。长沙影响力较大的文化传媒单位就是湖南卫视及其芒果TV，但只能给他合同工的低待遇，无法算在编制内。

硬币的另一面，是“房住不炒”下的楼市限购令，以及箭在弦上、随时可能再次暴涨的二线城市房价。包括秦晴在内，四个左边落户成都右边者都坦言，把户口迁到成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购房的需求。一次工作中，秦晴接触到了一个地产公司高管，对方跟她分析，下一个房价最可能暴涨的城市就是她的家乡省会成都，“因为这个城市目前的房价和它自身的定位严重不匹配”。而她的一个表姐，也自掏腰包听了付费的小型购房投资讲座，上课的分析师分析道，成都未来还会有两波大涨。

这让这些年本就对房价问题耳濡目染的年轻人感到焦虑。于是，秦晴和表姐一起，将户口迁到了成都，准备买房。落户的具体区域是天府新区，这是四川近些年举全省之力大力发展的国家级新区。按照成都市的规定，天府新区的户口，可以买除高新区外成都市所有区县的房子。事实上，这一购房政策优惠使得天府新区在这轮学历落户争夺战中吸引了最多的落户数量，截至1月4日是5.4万人，包括我和四个朋友在内。所有人都想搭上这一趟末班车。

但即使有了成都户口，购房资质依然洛阳纸贵。由于申购人数众多，2017年年底起，成都所有新开楼盘需要摇号获取购房资质。秦晴没有摇上号，为此她父母和表姐开始另寻他途，在天府新区看中一套80多平方米的商住两用房，价格便宜，她一度打算用作Airbnb住房来还房贷，但咨询了一位房地产分析师后选择了放弃，因为这种性质的房子属于京沪两地严打之列，在市场上已被禁止交易。“万一以后急着用钱，想卖卖不出去就麻烦了。”秦晴由此暂时放弃了购房打算。

“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李铁表示，解决限购令下房地产市场发展困境，刺激其消费乃至投资需求，是许多地方政府此轮推出人才引进策略的主因之一。杨宏山则认为，地方政府不傻，年轻人涌入后的消费需求，尤其是购房需求，会在将来各个领域极大地反哺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的“抢人”策略非常理性，和城市发展水平相契合，“本身一个人补贴可能最多就几千几万块钱，但如果买了房，撬动的可是几十万块的回报”。

来的人多了，买房的人多了，对这些地方的公共服务水平和产业发展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其中一部分毕业生来了也是买了一套房子就走。找工作不顺之后，肖柳开始打算，趁着长沙房价还没涨起来，与女友先在长沙把房子买了，然后转战其他城市，“对我来说，这里的发展机会还是有点少”。

“产业发展是很重要的发展。为什么大家不用动员都去北上广深，就是因为其产业发展成熟、多元，目前的落户政策的长期效果，可能取决于产业吸引力到底有多强。”李铁表示，流动性就业是未来的趋势，包括行业内部、行业之间甚至地域之间的流动等等，这会对地方政府发展产业和经济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他看来，“抢人”与“人才大战”的提法也有问题。其中需要界定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到底什么是人才。“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个行业，都需要各种人才，为什么要用学历来判断？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有些人可能不具备高学历，但他在打工、个人创业的过程中也在创造价值，比如他如果创造了一个品牌小吃，这不算人才吗？”

纵观本轮人才引进竞争，以针对大学生的低门槛学历落户为主，而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约在700万800万之间，并不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事实上，中国当前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其中约有7300万是城镇间流动人口，大学生占据了后者中一大部分，但大量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并未被纳入到一、二线城市等人口流入地区的户籍开放政策下。

“这其实是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种背离，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城市发展思维上。”李铁说，即便是互联网、金融等新经济业态也和城市传统产业有着很大联系。如果只将眼光盯着高端产业就业人口，忽视了人口就业结构的多元化，那么城市的活力和开放水平依然会受到限制。“当大量招揽中高端人才时，他们的服务谁来提供？”

按照新型城镇化要求，近年来，全国主要一、二线城市都纷纷推行积分落户等政策，以居住证为先决门槛作为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条件，同时城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完全放开户籍限制，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但根据孙文凯的调研，农民工对落户中小城市热度不高，但会更愿意放弃农业户口以换取在主要人口流入地的落户，“这才应该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不过，积极之处也在显现，人才引进策略本身就是大城市户籍制度松动的一种。“毕竟降低门槛了，有人能进来了，城市的活力会更高，进而吸引更多外来务工者进来，倒逼政策调整。”李铁说。

（文中秦晴、李翎、肖柳为化名，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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