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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韩国最低月薪是182.25万韩元，刚好是人民币1万元整。上海最低月薪是2590元人民币。

名词解释：最低工资标准对应的是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不是收入法计算GDP时的居民收入，而是不包括其他要素如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劳动者的真正收入。

劳动者真正的收入不仅与初次分配相关，还与二次三次分配关系极大，比如中国地方政府大量的土地出让金等政府基金性收入实质上是劳动者报酬的二次分配等等。

举例：某资本家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的薪酬是每年1元钱，但今年从公司分红1亿，出售股票赚10亿。他今年一共取得收入11亿零1元，我们只把其中的1元计入劳动者报酬。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都是亿万富翁，但一直以来，这些大佬的工资确很低，比如说刘强东，他就拿着“1块钱”的年薪，马云曾经在一档节目中表示，自己从不拿工资。

以下回答基于本名词解释，如果仅仅依据收入法的GDP去计算（网上依据收入法计算的GDP，中国居民收入的占比不仅仅超过韩国很多，还超过欧盟的大部分国家），但是，依据这样的数字，你根本回答不了韩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为什么远高于中国所有的地方，也根本没有必要去辛辛苦苦写论文去解释了。

看这个数据，是不是在天堂，6亿人民月均1000元？

最低工资标准才是中国劳动者最真实的收入，是大部分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给员工发放工资的标准和基础，是最真实的数据。对比一下，GDP是一个计算出来的数字，只要符合计算规则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说，最低工资标准根本招不到人，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月均2295元，与最低工资标准差不了多少。如果剔除占人口三分之一的老人小孩，中国劳动人口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每月3500～3700元，这里，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部分大多数是基于加班的所得，因为996是大部分劳动者的常态。

很多研究都表明我国劳动者真正的报酬占GDP份额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白重恩、钱震杰（2009）用全国劳动者报酬除以净GDP（总GDP扣除净间接税）的比例来表示劳动份额，认为它从1995年的59.7%下降到2006年的47.3%。李稻葵等（2009是用劳动者报酬除以总GDP表示劳动份额，认为中国劳动份额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他们还认为国际范围内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U”型关系，而中国正处在这一曲线的下行区间，这意味着中国劳动份额还将继续降低）。罗长远、张军（2009）认为中国劳动份额从1995年51.4%的峰值下降至2003年的46.2%，且在2004年加速下降至41.6%。

近十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国劳动者报酬（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49%下降到2020年45％（依据统计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如果考虑到二次分配的土地出让金土地等，大概应该是38%）。（数据不一致可能在于统计的口径和方式不同，但是不能改变持续下降的本质）

从这个比例看，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显著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55%—65%的水平：美国1850-1920年间劳动份额平均为76%，现在大概是56％；1950年代韩国开始工业化时，劳动份额甚至低于中国，到1970年韩国劳动份额为41.4%，与中国1980年代大致相当，随着韩国劳动份额迅速提升，到1990年韩国劳动份额要比中国高出15个百分点；1910年日本劳动份额为55%，1960年日本劳动份额达到67%，而中国1978－2020年的劳动份额仅在32%－46%之间徘徊，两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差距越拉越大。

改开以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变动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

从日本韩国及欧美的发展经验来看，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变动要么在高水平上保持稳定，要么保持上升态势直到在较高的水平上趋于稳定，这也是“卡尔多典型事实”所描述的情况。

具体说来，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的波动呈现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水平稳定型。1850-1920年间，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在69%-76%之间轻微波动，英国1856-1913年间劳动份额（雇员的工资、薪水和自雇者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维持在52%-57%之间。

二是以韩国为代表的快速上升型。韩国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劳动份额也从1960年的30.1%迅速上升到1993年的60.6%，上升超过1倍多。

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稳步上升型。20世纪初以来，日本经济社会变化巨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二战期间劳动份额轻微下降，但日本劳动份额总体上呈逐步上升趋势，从1915年的55%上升到1960年的67.1%。

【原创】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视角_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改开4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但是，为什么劳动者的真正报酬占GDP的比重会偏低？

一是国民财富主要用于资本积累。基于索罗模型，中国改开初期，为了快速实现资本积累，培育资本家，通过《劳动法》等偏向劳动者雇主的左边法律右边制度，加之缺失工会等劳动者救济途径，人为压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制度设计上，以流转税为主，较低的资本得利税、没有继承税等二次财富分配制度。造成了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的反差。例如，1978年-2006年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4倍，同期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4.9倍，劳动收入的增长率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二是不平等的劳动力价格。长期以来中国存在农村补贴城市，农业劳动力价格远低于城镇劳动力的价格，由此转移到城市劳动力的工资也相对较低（最低工资标准基于此制定）。2000年以来，尽管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但仍然大大低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加之社会保障的缺失，造成劳动者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

三是投资型GDP的增长与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关系不大。以投资为主拉动GDP是快速提升GDP最有效的方式，但是造成了高杠杆、高负债和资产泡沫化，有利于富豪，不利于老百姓。

比如，2010~2020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10年增长1倍，房地产价格涨了4.25倍。中国全国的平均最低工资标准10年增长了50%，房地产价格涨了1倍。对比，同期韩国最低工资标准涨了3倍，房地产价格涨了25％。

四是政府占用国民财富比例高。中国政府的税收、非税收增速长期大于同期GDP增速，更远大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特别是近20年，政府通过房地产的土地垄断，又占用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财政部公布的2021年前4个月财政收支情况，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头4个月，中国财政总收入比同期美国财政收入高出18.63%。

近20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资本报酬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报酬的增长率。

第一，资本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投资经济，造成了资本报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

发展中国家为了GDP增长而展开吸引FDI的激烈竞争，导致了竞次均衡状态的出现：当忙于GDP竞赛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以使得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比较价格优势时，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优势，地方政府可能出台一些不利于劳动保护，有利于资本收益的政策，以吸引资本进入本地，导致工人工资低于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资本获得更丰厚的利息，劳动份额维持在低水平。

制造业长期的低工资是中国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出口比较优势的主要源泉所在，而为了获得更大竞争力，厂商又希望持续维持现有的低工资水平，使得工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第二，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以基建房地产为核心的投资成为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资本又是房地产和基建的核心（这里表现在中国房地产泡沫，以及房地产富豪人数远远高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还表现为居民的主要资产是房子）。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可能源于劳动者人力资本和技能水平的提高，也可能源于新机器、新设备等物质资本投资，如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份额之间正相关，我们便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劳动者能力的提升，劳动者应该从中获得更多回报，则技术进步属于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份额呈负相关，可以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物质资本投资，资本应该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获得更多回报，则技术进步属于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

从统计来看，中国出口贸易中资本品比重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从1980年的4.7%增长到2007年的47.4%，增长了9倍多，资本品出口增长迅速必然要求大量投资，新机器和新设备等物质资本投资成为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源泉，进而导致劳动者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获得的回报相对减少。

第三，资本的全球化加剧了中国劳动市场中资本的强势地位和劳动的弱势地位，使得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

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大规模国际流动（FDI），强化了劳动力在流动性方面的劣势，使资本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本的回报，不利于劳动收入提高。

这与投资（基建房地产）拉动中国经济，中国基尼系数偏高，中国超级富豪人数已经超过美国欧洲是完全正相关性。

所以，即便是上海的人均GDP超过美国，但是最低工资标准很可能达不到韩国的水平。

造成的影响：

劳动报酬占比较低会造成新卡尔多事实：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形成机制就无法保证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中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全球化就意味着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的趋同。一个让自己国内劳动者价格长期停滞的出口导向兴国家必将通过出口影响其他国家劳动的要素价格水平。

历史上，韩国、日本、台湾在其经济贸易发展时期，其卡尔多系数是提高的，即工资增长速度大于资本所得的增长速度。最后这些国家(地区)现在都收敛在2/3这个卡尔多事实的黄金分割线上。相反，中国劳动占GDP比由55%下降到38%（关于这个数字，建议看看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你听过哪些让你沉默震惊的真相？），当其传导到美国之后，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劳动所得GDP)由长期稳定的65%下降到55%左右。

一是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回流到华尔街，构成了一个膨胀的金融部门，而实体经济竟争不过“中国制造”出现萎缩，流动性过剩，08年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次预演。

二是硅谷和华尔街利润升高，而传统产业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广大中产阶级收入在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冲击下，长期停滞。造成了“新卡尔多事实”(劳动报酬的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持续下降)，扩大了基尼系数，撕裂了美国社会，引起了全球化的逆转、民粹主义抬头以及川普的上台，导致与中国的贸易战。

改革的方向：

完善的财富二次三次分配制度，流转税变成所得税，开征资产税、继承税等等。保障劳动者的权利，有效的工会组织，有罢工权。转变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以消费为主体性的内循环。政府摆脱以土地财政为主的收入模式，精简机构，降低行政成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入国际标准和执行机制。打破金融等平台公司的垄断，确保公平竞争环境等等。

总之，没有深刻的制度改革，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在未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