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00次浏览来源：网络
2011年冬天，大学生邓小燕从重庆瑞池村出发，徒步经过两个镇子后，抵达了长江北岸。江岸橘子已熟透，寒霜洗过，明黄黄地挂在树上。天已经全黑，他身上没有干粮，便在一株橘树下扎帐，以橘充饥。 那一带本是农村，三峡移民之后，只剩下满野橘树，无人照管。因为没有睡袋，邓小燕蜷在帐里熬到天明，又钻出帐篷，点起一堆干草烤火，用文字记录下乡野见闻。 6年后，2017年夏天，已是人民大学博士生的邓小燕徒步重走长江沿线村庄，并成为有组织的人——“探村博士联盟”的一员。 成立于2017年8月的“探村博士联盟”由来自北大、清华、人大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高校的几十名博士生组成，尽管学科背景迥异，但共同点是关注乡村，有乡土调研实践经验。 他们每人都有艺名，南瓜、西瓜、玉米、毛驴，还有牛矢、金刚、鼓手等，青年们聚集在一起，凭借着一身朝气和热血，想打破外界认为博士迂腐不接地气的刻板印象。 2019年春节，探村博士联盟的成员去到河南、陕西、云南、浙江的五个村庄，调研乡土中国的扶贫、教育、少数民族节日和乡村春晚。 在农村，他们被当成拥有话语权的村外人，同时也是被寄望用先进理念给农村带来改变的知识青年。 探村博士联盟部分成员 为村庄发声 “南瓜博士”刘楠是探村博士联盟的两名发起人之一。 2017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刘楠在微信公号“南瓜博士与探村博士联盟”上发表了《“神秘组织”探村博士联盟大侠亮相：不牛逼、很有趣，挺进地球村》一文，她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在乡村调研圈内引发关注。 不到一周，十多个研究乡村问题的博士生通过各种渠道找来希望加入联盟，包括国家部委如住建部等农村研究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主动加她的微信。 有学者看完文章后发微信给她：“中国需要一大批有想法的青年落地行动，在微尘与泥土里重建有力量的价值观。” 在刘楠看来，联盟不是策划出来的，而是天时地利人和“蹦出来的”。 联盟很多成员相遇在当年夏天的两次乡村研习班上。一次是7月在浙江缙云，另一次是8月在重庆缙云山，两个班加起来一共18天，汇集了中国关注乡村的学生和一线实践者。 巧的是，浙江缙云，重庆缙云山，两个地方撞名，刘楠和白洪谭也“撞”在一起。两个班都参加的博士生，除了她，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白洪谭。两人相见恨晚，在重庆班，他们拉着几个博士生，谈起了乡村的话题，商量着如何发挥各自的特长，一起做点和乡村有关的事情。 8月28日，上午听完课，吃完午饭，刘楠开始写策划书，研习班的博士生纷纷响应。到第二天，在场的所有十来名博士生都自愿加入。 重庆研习班的举办地点正是中国乡建大师梁漱溟的故居，这附近遍布乡建大师们的足迹，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博士下乡”运动最多发展到数百人。 很快，探访完这些大师故居的探村博士联盟首批成员，就地召集第一次理事会，充满“革命热情”和仪式感。大家在有“为人民服务”标志和红星形状的窗户前，合影留念，商量未来活动规划。 刘楠给联盟起了一个口号，叫“一群有土故事的博士僧，为村庄发声”。“博士僧”既取自博士生的谐音，也有趣味与精神苦旅结合的意义。 她认为，村庄不应该是新闻消费的灰烬，要看到从伤疤中破土的力量。 探村联盟发起人之一刘楠 “80后”刘楠，有11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她曾在央视的《社会记录》，《新闻调查》，《新闻1+1》节目做出镜记者、编委等，其间采访报道过中国20多个村庄，包括广西“砍手党村”、云南“盲井案”村、四川大凉山“童工村”、山东“拆迁纵火案”村、河南涉非法集资被骗村等。 当时的同事白岩松一直支持她探村。白岩松曾拿着焦波做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跟她说：“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乡村观察。” 2016年9月，刘楠从央视高级主编职位离职，开始了人大新闻学院博士生的校园生活。 读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刘楠在河北大贤村蹲点三天，记录洪灾后村民的生活状态。2016年11月，她和作家梁鸿回到《中国在梁庄》原型村探访，在那里发现了返乡养殖孔雀的大学生，去刚果参加维和行动的军人，她和梁鸿夜晚在寂静小镇散步交谈，也对村庄的浪漫与残酷交织有了更多认知。 2017年寒假，刘楠没回老家，从北京坐车到浙江缙云，从大年初五开始跟河阳乡村研究院的赵月枝团队，进行持续一周的“乡村春晚”观察，走了七八个村子。 刘楠形容自己以前是独行侠，一心想探访中国100个问题村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镜花缘探村记》，有堂吉诃德斗风车的“自不量力”，可必须正视的是：自身精力有限、视野狭窄。直到遇见联盟其他博士生。 一切才刚刚开始，博士联盟的名单还在不断延长，很多高校的博士生直接带着抢注的艺名如苹果博士梨博士等来申请，还包括中国在美国、日本等地读博的博士生。 刘楠如今变得更谨慎，她强调也有不少人是出于好奇，但“这不是精英主义，也不是自娱自乐的抱团自嗨，而是有为村庄发声‘使命’的，并做些力所能及的真行动”。 在这个联盟里，每个人关注的领域不同，有乡村拆迁、乡村环保、乡村抑郁症、乡村宗教、流动女工生殖健康、精准扶贫、返乡青年、婚嫁仪式、转基因等等。“联盟作为一个平台和链接点，也是希望构建出一个中国乡村现实问题的坐标轴，自下而上，从里到外，能传递一种真实的凝视力量。” "精神共同体" 联盟的另一位发起人，“西瓜博士”白洪谭本是河南理工大学广告学专业的一名老师，3年前他辞职到中国传媒大学读博。与暑期研习班的博士们相聚，白洪谭形容，就像形成一个“精神共同体”，彼此之间既能整合资源，又有了依靠。 八十多年前，晏阳初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 而白洪谭理解的乡建，是农民有序开展农业，农村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多教育，老人有一定的文化生活。 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始于堂哥家的养鸡场。 堂哥白洪林做过木匠、收过粮食、干过建筑工、当过村支书，最终转行养鸡。一次白洪谭回老家，和堂哥聊天，得知他欠下几万块钱的外债。 白洪谭纳闷，堂哥的养鸡场里有一万多只鸡，不至于养不活自己。后来他才听说，大部分鸡都因为鸡瘟死掉了，鸡肉价格也上不去。 白洪谭发现，堂哥的养殖技术存在问题。在他的鸡棚里，24小时亮着灯，每隔几小时喂一次鸡食，鸡的生长周期只需38天，它们被注射了激素和药物，平常不活动，吃完食后就卧在原地，只有被逮到屠宰场的时候才能见到阳光。 鸡棚里全是苍蝇，掀开鸡棚棉布帘子的时候，湿热的空气和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苍蝇噼里啪啦像下雨一样打在身上，里面冒着煤烟。白洪谭听得见小鸡啁啾，但看不到鸡棚内景，因为眼镜瞬间蒙上一层雾，摘掉眼镜又呛得睁不开眼，亲戚的两个孩子就趴在满是苍蝇的桌上写作业。 后来养鸡场被政府叫停，堂哥的生计也没了着落。 白洪谭感到内心不安，他打算回村做点什么。琢磨一番后，他把几个养鸡的亲戚叫到一起，商量着建一个集体农场；接着他把老家的院落改建成一个书院，并用村里一个喜欢写字的老人的名字命名，再请一些同学过去讲课，放映农业生产的影片。书院的运作模式是住宿交换知识，到书院参观住宿的客人只需向村民讲讲外面的世界，或教小孩讲英语。 这是他第一次以一个乡村建设者的身份回到家乡。在城市里大有可为的高材生回到农村，这让村民难以相信，甚至怀疑他是去圈地的，就连在农业局工作的母亲也不支持他下乡——博士学历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条上升通道，可他偏又回到了农村。 2017年8月，白洪谭又带着学校的老师其他4名博士去了村里，七天时间里，在村庄开展田野调研，搞文化讲坛、读书会，村民的揣测和猜度才渐渐停止。 当白洪谭一只脚迈进乡村，他发现这里的村庄“在凋敝”：村书记告诉他，村里总人口2000多人，但目前有150家空户。许多村民把进城当作唯一出路，越来越多青年劳动力离开，村庄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也随之式微。 白洪谭想把依然留到村庄里的人组织起来，恢复农民建设的主体性。 异乡人 “牛矢博士”邓小燕今年28岁，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文学专业博士生。 读博士后，邓小燕的兴趣转移到了植物学，他熟知校园里的每一种植物，并称它们是“体制内”的植物，经过人工栽培和修饰的，似乎丧失了天然的味道。而乡村里自然生长的植物，在他眼里则携带了深厚的乡土知识。 2017年8月31日，邓小燕背着一个装有伞、草帽、手电、短袖、日记本、水壶和一本《中国主要农作物杂草名录》的背包，再次沿着长江堤岸的村庄徒步行进。 他向老妪请教草植，老人谈到的乡土知识，是他不曾知道的。比如菖蒲，这种植物在现代科学上被认为是有毒的。而遍布村庄的菖蒲不仅被用来做水缸消毒，还被村民用来炖鸭子。这些“地方性的博物知识”刷新了他的认识。 他自称调查“不科学，没章法，甚至很鲁莽，拼一身体力，凭自己的直觉，重新去认识故乡的变化。” 邓小燕重走长江沿线村庄 邓小燕生于乡村，与乡村有斩不断的情感连接，离开得越久，他愈发觉得该回去。但当他回到村庄，却被当作异乡人。 白天，他是村子里最有话语权的人，村民不停向他诉说环境污染，移民，工作和孩子教育问题。 夜晚，邓小燕沿途敲开村民的家门，以期能够留宿乡民家中。但有几次，都被当做逃犯，即便他把证件和照片出示给村民看，对方也拒绝了他的请求。 “（现在的）乡村力量流失了”，在传统农村，对一个说同样方言的陌生人，村民不会采取敌视态度。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村子“被抛弃了”，一些移民迁往城市定居，剩下的村民留在原地，“抱着迟早要失去的心态”，不再建设自己的家，任家门口的野草生长，“自然的力量挤占了人的力量”。 邓小燕曾目睹一座山坡上的独居人家，左领右舍都搬走了，只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孤零零留守。老人养了三只鹅，一头猪，门前的地里种着几棵核桃树和柚子树，每日晚上天一黑，就关门闭户睡觉。有几次，家里的猪从圈里跳出来往外跑，老人也不敢出去找，任由猪崽乱窜。 在邓小燕看来，老人的恐惧与“熟人社会架构的崩溃”有关。 他也见过，长江沿岸，城市的边缘地带，新入城的农民住进欧式建筑中，但公路两旁的绿化带里种着红薯等作物，工地上的沙堆无人清理，农民就在沙子里种蔬菜。“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劣根性，也有人觉得这是对土地的感情。” 邓小燕感叹，养育了很多代人的农村，在一些地方正在消失，而消失的不仅是房子，还有与它相关的文化、知识，他想要留下一些记录。 “回不去” 刘楠喜欢钱穆写的《乡村和城市》。在这篇文章里，钱穆写道：“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乡村中人无不羡慕城市，乡村也无不逐渐地要城市化。人生无不想摆脱自然，创建文化，无不想把自己的孤独投进大群，无不想在安定中寻求活动。” 刘楠对村庄的认识是一点点累积的。广西“砍手党村”是她关注农村问题的一个转折点。从2011年到2016年，她跟踪了广西有100多人因抢劫被抓的“砍手党村”——温江村，从一开始内心恐惧，到住进村民家里，她记录了温江村从犯罪高发，到头目相继出狱并“救赎”村庄的故事。 2015年，毕节四留守兄妹服毒去世，他们生前无人照看，独自居住。当时媒体对此事的视频深度报道不多，刘楠决定去毕节探访此事，她见到了孩子们的姨奶，她把刘楠拉进屋里诉说：“我们村子里的人都是罪人，没人关心过孩子。” 和刘楠一样，联盟很多博士生在探村实践中共同的感受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描述的熟人社会秩序，随着农民大量进城打工，村民关系市场化、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 联盟中一些成员也在理念设计上想方法，在浙江大学念医学的馒头博士淡松松在家乡陕西做乡村建设实践，自己设计了《中国西部农村教育与农村地区发展相结合模式及经验》和已经改到第六版的《竹峪镇·三层系·教育发展公益基金指导手册》，在家乡发动志愿者一起行动。 城与乡，紧密相关，探村博士联盟也有专门关注流动农民工问题的人。 螃蟹博士曹昂就是其中一个。读博期间，曹昂开始关注深圳龙岗区城中村里的流动女工，重点了解她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 曹昂接触的女工都来自农村，承担了城市里最苦最累的工作，却只是城市文明的边缘人群，她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健康问题，很多人甚至从小到大都没有去看过医生。 曹昂还发现，80%的女工家庭都曾遭遇家庭暴力，但她们从不反抗，反而习以为常。 为了走进她们的世界，曹昂制作了一份健康宣传手册，为她们开办讲座，教她们学英语。 和女工们朝夕相处三个月，曹昂发现，她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尽管在城市中如浮萍一般漂浮不定，但她们仍保持努力向上的姿态。 比如女工阿玲，13岁时跟着亲戚从广西农村来到广东打工，在流水线上当过女工，也当过酒店的服务生。如今已过三十岁的阿玲，工作机会大受限制，但一直努力给自己充电，一有时间便去到夜大或职校学习。“她们每个人都有反抗意识，只不过有的人反抗成功了，有的人没有。” 一些年过四十的女工，很难留在城市生活，她们只能回到农村，孩子留在城市，成为新一代打工者。与上一代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上不认同农村”，却也很难融入城市。 白洪谭所在的西村，在城市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接受了城市的文化，再回到乡村时只把乡村当成一个类似于异域的景观。“随着老一辈的逝去，他们的子女也最终断了和乡村的联系。” “并不可爱的果实” 关于乡村建设，白洪谭是乐观的行动派。他把自己在西村的实验报告起名为“在希望田野上”，尽管起初他内心曾感到“绝望”。 “一次的讲座或者一次下乡不能带来什么改变。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白洪谭说，有一些研究者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下乡，把农民的故事偷走了，自己评上了职称，但是农民依然贫穷，乡村仍旧没有发生变化。 刘楠则打算用5年时间用纪录片继续跟踪记录云南“盲井村”孩子们。2016年夏天，她第一次探访，发现一个村50多人涉案被抓背后，是复杂的犯罪逻辑，例如赌博风气、家族式犯罪、不少家庭本身也是煤矿伤亡事故的受害者。 一些媒体蜂拥而来蜂拥而去，村庄的疤痕开裂着，供人瞻仰。在村庄命运共同体里的人们，有维护秩序、重建名声的需要，她关注的是村庄的变化，尤其是下一代的孩子面临着经济与心灵层面的双重挣扎。 今年8月底，重庆研习班结束后，刘楠坐长途大巴到云南昭通“盲井村”，去看望父亲被害的小范，和母亲涉案被抓的小杨，并做第二年的探访观察。 她见到困难的村民，也感觉很无力：小杨在母亲被抓后担心未来政审不过，选择辍学去浙江打工。2016年夏天刘楠把她劝了回来，并联系当地教育局特事特办补办学籍。但她家还有好几个兄妹在上学，生活艰难。前一年，刘楠和几个记者朋友曾经联合资助了小杨4000多元，用作高一学费生活费，但是刘楠眼下并没有更多能力资助他们。 最近几年，和以往抓取黑色村庄不同，刘楠捕捉到了一些乡村的亮色。在浙江僻狭的榧树根村，她露天看“乡村春晚”里农民自制的“高精尖”节目后感慨，乡村是很多人们假想中的孤岛，一直被想象，没有被凝视。流行的村庄叙事充满疮痍、怜悯与乡愁迷思，需要被重新打量。 仅凭一群博士的热忱，对乡村的改变会很有限，他们做的项目需要调动其他资源。 刘楠特别强调，联盟表面看是一群博士生，背后其实是一个专家、学者、学生和工农群体紧密互动的共同体。 博士毕业后，白洪谭依然会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乡村建设。“扪心自问，我并不热爱家乡，年少想逃离她，年长想改变她，但是对于家乡我总有一种比热爱更为厚重的情感，就是明明不热爱，却心甘情愿的为她做些什么。” 大卫哈维指出城市空间需要革命，那么乡村空间如何革命呢？当乡村的渴望被资本收编的时候，谁又能引导变革呢？白洪谭没有答案。 在西村，当他看到在田间耕耘的村民时，总是充满希望。他并不知道自己能给乡村带来什么改变，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了一首诗歌里： 在希望的田野上 养一群恣意奔跑的鸡 给每一个灰兔子起一个彩色的名字 种一棵永不剪枝桠的苹果树 便没有那些在嬉笑间垂手可得的苹果 而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结出严肃地高悬在树梢上的 诱惑过亚当与夏娃的 砸在牛顿头上的 满是虫眼儿和灰尘的 并不可爱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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