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新学期伊始，美国康涅狄格州小城米德尔敦的卫斯理安大学，已有部分学生回到校园，三三两两隔着距离坐在草坪上，热切交谈。温和的初秋阳光打在他们身上，也在古老的砖红建筑上留下阴影。

　　

　　

本应升入该校大三的中国留学生圆圆，此刻却缺席校园。受疫情影响，她选择在家乡广州独自开启间隔年（GapYear），延迟一年返校。

　　

和圆圆类似，近半年来，中国留学生正密集经历着孤独、恐惧、慌乱的生活。每个人或多或少遭遇了疫情停课、抢不到票、在家隔离、上网课、左边offer右边被取消……而这群人，却又承载着父母乃至家庭几代人的殷切期待。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自1978年至2018年，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近600万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中国留学人数占全球总数的14%。以2018年为例，大陆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赴美留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而在2020年，数量最庞大的赴美留学生却遭遇了无比窘迫的境况。就在8月31日，根据美国媒体《国会山》（TheHill）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方面将要限制中国学生赴美。据他说，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学生赴美学习，并补充说，最快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宣布针对中国的新行动。

　　

不少家长直言，受到不断加重的疫情、恶化的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不确定性的多重影响，很多家庭不再将美国视作子女的留学首选地。今年快过去四分之三了，9月新学期又赶上求职季，有人回国上网课，有人选择间隔年，有人还在为求职挣扎，他们面对重重未知的同时，希望也在生长。

　　

缺席开学典礼的留学生

　　

一个多月前，圆圆做出了艰难的决定——间隔一年返校。学院让学生自主决定新学期的安排，她反复考虑，一直拖到截止日的前一天，才给系主任发出邮件。

　　

瑞士非营利组织InsightsforEducation提供的数据显示，到今年9月中旬，将有12个国家全面复课，55个国家部分复课，采用不同策略来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圆圆所在的卫斯理安大学为其中之一。

　　

今年4月，圆圆从米德尔敦回到广州，开始日夜颠倒地上网课。在美国她习惯早睡早起，选的都是美国时间上午8点到12点期间的课。回国后，她要在深夜上课，凌晨一点才能下课，等到合上电脑爬上床，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上网课的效果也大打折扣。以前严格的教授，如今的要求下降了很多。视频里，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非常理解大家的处境，可能网络不太好，你在家里学不下去也是正常的”。“考虑到网课的效果，学校将课时缩短了三分之一到一半。但在家学习总是动力不足，老被打断，吸收新知识很慢。”圆圆说。

　　

家在北京的衣凡今年18岁，是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某高中的一名小留学生，也经历着日夜颠倒的生活。她虽然能够忍受晚睡，但在家完全没有上课的感觉。时差、不稳定的网络，让屏幕那端的人显得极不真实。“有时候刚写好的论文，提交时遭遇卡顿，再刷新就消失了，屏幕一片空白。”衣凡如此描述最抓狂的时刻。

　　

　　

几年前，衣凡读初二，隔着一条街就是学校的高中国际部，她有计划入读。但妈妈问她，你还想继续在这里念书吗？她不想六年都待在一个小地方，于是提前申请去美国念高中。

　　

在美国念书的日子几乎是连轴转，早起上课、下课和老师开研讨会，衣凡和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同学交流，对文化身份认同有了新的认识。在国内念书的时候，她从没关注过大众媒体，但留学后上了一节新闻课，让她对新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又通过选修课学习了新闻写作。

　　

美国中学鼓励学生互动和尝新，而且是小班制，学生按兴趣选课，这些都是她选择去留学的原因，而如今她只能被困在房间，对着屏幕上课。

　　

此时，疲惫不堪的圆圆收到了来自学校的邮件：学校和一个名为“国外教育网”(TheEducationAbroadNetwork，简称TEAN)的机构联合上海复旦大学，为中国留学生制定了相关项目，学生有两种选择：通过线上或线下参加在复旦大学开设的课程，具体安排视后者开学情况而定；远程上美国学校的在线课程。这两种选择都有该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辅助。

　　

起初她很兴奋，觉得自己的学校终于像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等名校一样，为中国留学生推出了落地项目。但她很快发现：该项目能选择的课程主要是商科和经济学专业，而她学的是人类学；此外，该项目报价高达5000美元，而她的学费为每学期3万美元。这让圆圆感觉到了浓浓的商业性质，“开展项目的是一个第三方机构，有点像对接的中间商”；她也担心作为外来学生，享受不到复旦大学的师资和资源。

　　

不得已，圆圆打算避开这段倒霉的日子，延后一年返校。不过，她也清楚自己再回到校园将是2021年9月，而同届的同学们已经毕业。对于自己的选择，父母一开始觉得不好，但看到圆圆上网课的各种不适应，加上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居高不下，他们最终支持女儿的决定。

　　

而2020年，也是衣凡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她曾幻想过多次成为12年级学生的样子——每年开学典礼，校长会让毕业年级的学生全体起立，全校师生鼓掌，恭喜和祝福他们迎来中学阶段的最后一年。但今年，她没法在现场感受到这种热烈的氛围，只能在电脑屏幕上看着同学们出现在一个个小方块里。

　　

“就算今年第二个学期还能回去，在学校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学生时代的很多‘高中限定’就这样错过了，是我一辈子的遗憾。”衣凡抱怨说。

　　

“我买菜还要货比三家，真的付不起路费”

　　

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圆圆和衣凡也经历过每个留学生最为纠结的问题——走还是留？当她们被父母安全接回家之际，其他留学生则体会了这一过程的艰辛。

　　

就读于英国华威大学商科专业的研究生Yumi早在今年3月中旬就结束了上学期的课程，当时她考虑过回国，但一想到下学期考试还要再飞回来，就打算先等等，没想到时隔不到半个月，变成了一票难求。

　　

根据数据分析公司Cirium发布的机队数据，截至3月25日，全球有6600多架飞机被停飞。3月26日，中国民航局发布通知，要求从29日起进一步调减国际客运航班运行数量，即“五个一”政策——一家航空公司在一个国家只能保留一个航线，并且一周最多只有一个航班。

　　

　　

此时的Yumi和四名同样来自中国的室友合租在学校附近的公寓，大家选择了不同的归国方案。卡在“五个一”政策颁布的节点，上海室友第一个从英国直飞回国，当时花了约2万元人民币，3月25日落地上海后被拉去核酸检测，接着进行了居家隔离。Yumi说，五个人里，上海室友的家境相对富裕，“当时其他四个人还不太能接受2万的高价”。

　　

但接下来，Yumi和剩下的三位室友发现，形势越来越严峻：一开始只是机票涨价，接着航班变少了，再接着连中转站都越来越少，从比较方便的欧洲周边国家、中国香港，变成了白俄罗斯、北欧不知名小国、马来西亚、埃及乃至中亚国家。

　　

4月，广东室友抢到了“五个一”政策许可范围内的从吉隆坡中转飞广州的机票，因为担心有变，她特地买了两张从英国到吉隆坡的机票，果真有一张临行前被取消掉，前后改签了三次，广东室友成功回国。人走了，剩下了行李箱留在客厅，Yumi帮忙交给中介服务人员，又花了3000多元。

　　

Yumi每天一睁眼，就是看新闻，英国确诊病例仍然增加，看机票，又比昨天价格高，“有点像炒股，你稍微有点犹豫，就没了”。她一个朋友为了回家，买机票的时候只管抢票，都没来得及了解退票的详情，后来一算，光手续费就损失了近20万元，能退的费用短期内也收不回来。

　　

谈到回家的时间，Yumi和家人产生了争议。Yumi来自北方某二线城市的普通家庭，希望毕业后能到上海定居，而上海的留学生落户政策要求在境外待够八个月。Yumi觉得今年情况特殊，就算早点回国也能开证明，或者因为疫情，政策会放松，但母亲认为毕竟待了这么长时间，不差这几天，不能因小失大。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算好了天数后，Yumi花了5000元买了5月底的机票。之后机票被取消，她改到了6月3日，很快6月的也被取消了。她不知道的是，那时候虽然很多航空公司还在预售，但航班已经飞不了了。

　　

此时，国际机票市场呈现出极度混乱的景象。有的航空公司推出天价机票并且大量超售，致使旅客无法登机。有航司在获批复航前就预售，退票用代金券代替现金。很多“黄牛”则通过从系统提前抢票、利用假护照“虚占位”、让航空公司关系户“切票”等方式倒卖机票。

　　

有人把全世界能飞中国的国家做了信息整合，弄成五彩斑斓的一张大表，让财务专业出身的Yumi都看得眼花。Yumi说，自己在英国生活很节省，平时吃个快餐都会换算成人民币考虑一下，因此才始终舍不得购买昂贵的直飞机票。加了五六个机票互助群后，她淹没在庞杂的信息流里，每天研究各种省钱线路。

　　

而在此刻，全球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苦于抢票。在俄罗斯的留学生发现，直飞回国的机票最高的时候是优惠时的一百倍；美国的经济舱票价上十万也变得稀疏平常；日本的价格呈阶梯式递增，从三千到七千再到两万。有的留学生买好了机票，到了登机口发现被人顶替了；亦有上百位留学生通过不靠谱的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结果被骗几万到十几万不等，报警也无济于事。

　　

经过不懈努力，Yumi看好了一张从白俄罗斯转机的票，又预约上了3.3万元的国航直飞票，但母亲担心转机感染几率大，坚持让她直飞。6月中旬，她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

　　

Yumi算了算，回国这一趟花掉了不止4万元。虽然父母说能安全回来就好，她心里还是难受。尤当看到网上辱骂留学生“回国投毒”、“活该天价票”的评论，更让她无法理解。“我就是一名普通留学生，买菜还要货比三家那种。这次不但付出了很多时间和钱，还承担了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很多像我这样的留学生真的付不起天价机票，希望未来的政策能人性化一点。”

　　

从7月开始，“五个一”政策逐步出现调整，国际航班开始增加。比如从一季度就开始停飞的芬兰航空恢复每周一班，英国航空恢复每周两班，土耳其航空、阿提哈德航空、沙特航空等外航也陆续宣布近期复航中国。中美之间的航班也两度翻倍，到了8月18日增至每周16班。

　　

“回国可能相当于一键退学”

　　

随着航班逐步恢复，渴望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终于不用守在电脑前通宵抢票了。但在美国，很多人仍旧开心不起来。如今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以及不明朗的留学政策，让他们对未来忧心忡忡，一些人为了顺利毕业甚至不敢回国。

　　

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就逐步缩紧留学政策，比如将留学申请续签的时限从在美国停留48个月缩短到12个月，增加对留学生的电话调查，又比如将只需要一次性缴纳的SEVIS费用变成每年一缴、并提高费用，再比如将H1B（临时工作签证）的门槛从本科学历更改为硕士学历。

　　

位于纽约的国际教育协会数据显示，在美国求学的约36万名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集中在“STEM学科”(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学习。而这些学科的留学生恰恰也是特朗普政府所打压和限制的。

　　

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众多赴美留学的中国理工科准硕士和准博士因为签证遭遇无限期的行政审查，有人被迫失学甚至退学。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某高校就读计算机硕士专业的冷同学，此前就遭遇过行政审查，在国内一等便是半年。现在他好不容易返回校园，又遭遇了不断加速的疫情。

　　

“之前被撤过一次签证，哪怕现在（待在美国）比较无聊，也绝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回国可能相当于一键退学。”冷同学说，他从五年前就为留学做打算了，因此不会因为眼前的困难轻易放弃。目前他仍坚持上网课，至少要熬到毕业。去年遭遇行政审查期间，冷同学加入了几个有着类似经历的留学生群，据他观察，那些拿到签证返回校园的人，半数以上都没有回国。

　　

疫情之下，特朗普对留学生群体再下重手。7月6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公布了今年秋天针对网络授课的规定：如果所在高校采用线上授课的模式，持F1和M1签证的留学生，在美国境内的将被遣返，不在美国境内的不批签证、不让入境。之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联合将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告上联邦法庭，才让政策缓了下来。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考表示，“规定出台前毫无预兆，严苛而鲁莽。”他认为，规定的目的就是“故意施压高校在秋季学期开放校园内的线下课程，却毫不关心学生、教职员工及其他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雪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亚裔美国人项目主任马颖毅向《凤凰周刊》解释说，特朗普政府试图驱除上网课留学生、被美国高校联名起诉并驳回，这体现出美国高校对留学生的友好态度，以及能够跟联邦政府叫板的独立性。“类似取消或暂停工作签证申请等政策，都是特朗普政府试图将留学生政治化和边缘化的体现。”

　　

美国国际教育学会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2019学年，有近110万名国际学生在美国高校就读，中国留学生约占三分之一。近37万中国留学生中，有40.3%为本科生，36.1%为研究生，19.0%为OPT（选择性实习，指F1学生毕业后进行的短期实习），4.7%为其他。硅谷的诸多科技公司，比如脸书、谷歌、亚马逊等等，会聘用不少OPT员工。但根据Vox等媒体报道，在如今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下，特朗普计划通过暂停或缩短新OPT签证的签发，来保障本土毕业生的就业率。

　　

“很抱歉，左边offer右边取消。”5月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高校新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林小仙收到环球影业发来的邮件。这个左边offer右边本是她一年来心血的凝结——从大三开始准备简历和作品集，网投20家，初筛过5家，再经过网上面试，今年4月底才拿到左边offer右边。这份实习不但会给她的简历左边加分右边，对之后申请纽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也至关重要。

　　

随着左边offer右边泡汤的还有OPT签证。她的F1学生签证于5月底到期，如果有OPT签证，毕业后可以延长一年留美，但如果毕业后60天内未申请到OPT，就必须离开美国。

　　

和刚去美国时的轻松不同，近两年她明显感觉到气氛变了。比如所在学校的新生申请门槛不断在提高，又比如她听说一个瘦瘦小小的留学生有次从国内进入美国的时候遭到盘问，还被带进小黑屋待了几小时。“听说她身边站着好几个持枪的海关人员，被问到学校食堂在哪个位置，每个月的生活费多少。她被怀疑是假冒的留学生。”

　　

林小仙的男友在美国就读计算机专业，并拿到了硕博连读的左边offer右边，林小仙失去左边offer右边之后决定回国，男友却担心回国之后——因为计算机专业敏感——再难进入美国，于是选择留下。

　　

男友在机场送别林小仙的时候，不一直哭。女友走后，他在一个人的出租屋每天打游戏、喂猫、点外卖，“跟行尸走肉一样”。这对曾经朝夕相处的情侣，现在变成手机屏幕上的头像，得倒着时差说早安和晚安。

　　

恐慌的情绪仍在蔓延。林小仙的朋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读研，本来应该2021年5月毕业，计划毕业后在美国实习，但看到身边很多人的左边offer右边被取消、签证受阻，她决定申请提前毕业。“来美国一年多，因为疫情，她总共只上了七个月的实体课。学校图书馆因为疫情关闭了，都没怎么去过，现在又要提前毕业，”林小仙说，“她短短时间里不仅没有体会到美国的风土人情，连黄石公园和波士顿都没去过，实在太亏了。”

　　

8月6日，继宣布“净网”计划严禁中国APP、BAT云服务、电信运营商等在美国运行之后，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将封禁微信。很多中国留学生立刻在朋友圈留下了邮箱等其他联络方式，以防失联。林小仙的诸多亲友还转发了反对这项行政令的请愿签名链接。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今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很多人原来的教育或工作计划被中断，所以会非常焦虑。”马颖毅说。不少高校也推出了一些方案来支持留学生，她所在的雪城大学，不少大一新生因为没有签证去不了美国，因此学校和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开展了一个项目，由本校老师在网上授课，介绍美国文化，帮助滞留在中国的学生，“先从心理、学习风格和习惯上做好一个准备”。

　　

在她看来，短期来看，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肯定会减少，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长期则具有不确定性。留学是国内中产阶级对于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刚性需求，但会受到地缘政治和所在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如美国大选就会对美国未来的留学政策产生影响。”

　　

留学生家长经历“灯塔破灭的感觉”

　　

那些还没抵达美国的人，有些因为拿不到签证，有些担心美国疫情或者未来的对华政策，不少人选择了延迟入学或干脆放弃。

　　

王冠宇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候选人，今年4月他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开始办理签证，经过北京、上海等地的预约取消或加急失败，终于约上了7月底成都领事馆的面签。没想到7月21日美国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随后中国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他的面签也泡汤了。

　　

王冠宇没死心，又听说有一种操作是去柬埔寨的美领馆预约面签，再从那里飞美国。有旅行社人士告诉他，从上海到美国全套办下来要4万元，他动心了。但后来传出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工作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消息，让他最终打消念头，延期到明年入学。

　　

今年18岁的康诺申请到了美国佛蒙特州诺威治大学（NorwichUniversity）的本科全奖，却迟迟预约不上面签。8月初，香港科技大学的左边offer右边来了，他反复思考、也在父亲的建议之下，最后放弃了美国的机会。

　　

他给美国的学校发邮件解释了原因，包括签证迟迟申请不下来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但他仍希望未来能去美国读研，因为计算机专业在美国更有前景，美国程序员挣的钱也更多。康诺加入了一些美国留学生群，不断有人问今年的学弟学妹什么时候能过去，但回答基本都是面签被取消或者延迟到校。

　　

据美国政策基金会统计，2018至2019学年，美国新入学的国际学生约为26.9万人。该基金会预计，2020至2021学年新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将减少63%至98%。

　　

签证问题也影响到了小留学生。15岁的小童本应该入学美国印第安纳州一所私立高中，但一直没能办好签证，结果只能在家等待。她的家人除了担心美国疫情，还害怕中美关系紧张，女儿去了美国受到排挤，觉得留在国内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众多留学目的地国里，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就业机会多。但在美国收紧留学签证的背景下，中国学生开始寻找可以替代的留学目的地。中国教育机构新东方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竞争对手目前是最大的受益者。调查还发现，日本和韩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等拥有强大工科学科的国家，申请人数也有所上升。

　　

法新社认为，这很可能会切断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外国学生向美国经济注入了数十亿美元，而来自中国的学生占到其中的近三分之一。

　　

“中美继续这么打下去，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好多孩子不敢出门，不仅仅是怕传染（新冠肺炎），也怕遭遇暴力事件。就像‘9·11’事件发生后，穆斯林群体在美国处境艰难一样，这次疫情似乎也是海外华人的‘9·11’。”在北京的留学生家长刘平显得无比焦虑。她的儿子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今年本科毕业，签证已经过期了，却迟迟买不到回国机票，又不敢随便到其他城市去，只有选择滞留在学校。迄今，已经独自一人生活半年了，其间，由于租房到期，还被迫搬了两次家。

　　

疫情期间，刘平在国内加入了多个微信群：有北美地区家长建的团购群，负责在美国直接团购口罩、护目镜和消毒用品，快递给孩子；有的是国内家长群，通报哪里可以抢购口罩和连花清瘟胶囊，哪家快递靠谱。群里大部分家长都邮寄了抗疫包裹，并且为了保险起见，会在多家快递公司分头下单。

　　

　　

“我周围不少人都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寄往美国的大学、医院或教会机构，也号召自己的孩子给周围的朋友分享口罩。”刘平说，“一腔热血的留学生家长们真的是把帮助美国人和帮助自己孩子划了等号的”。刘平自己也捐了近万元医用口罩给底特律地区的医护人员——听说他们一个口罩会戴一周。但谁也没有想到，随着疫情发展，中美两国处境发生逆转。

　　

现在，群里讨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买票回国，哪里出事儿了，需要叮嘱孩子什么。更多家长心里是犹疑的，不让孩子回国怕不安全，让孩子回国，又怕再回不去美国了，学业就此中断。

　　

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消息是，有个孩子已经买到回国机票了，在前往美国机场的途中却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还有个北京籍留学生，美国名校本科毕业，已经拿到硕博连读的机会了，却在今年7月丧命美国。“我们现在都不敢议论了，看见谁家孩子遇到了各种磨难，大家都很伤心。”刘平说。

　　

马颖毅在今年年初出版的新书《雄心与焦虑：中国大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成功与挣扎》中指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学生体现了他们所处的新时代和社会背景——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雄心勃勃、十分焦虑的双重性，这也体现在他们跨越美国和中国社会两种不同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规范的经历上。

　　

她经研究发现，“90后”一代留学生已经“去精英化”了，这种不同体现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产及中上阶层的形成，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能让他们的阶层得以传递，父母将他们的主要支出放在孩子的教育上。

　　

“不少家庭前期都投入了很多，读国际学校一年学费就10万元上下；每年出国游学要几万；申请大学时，找中介又是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考上美国大学后，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又要几十万。”刘平说。

　　

有人怀疑，这么贵的资金投入，值吗？刘平仍然觉得值。当初她看重美国顶尖的本科教育质量，能学到真知识，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和完善的价值观，才把孩子送出去的。“中国近代史就是留学生推动的历史，现在国内顶尖名校的顶尖教授，几乎也都是海归学者。国内外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是显而易见的。房子到头来不一定守得住，唯有知识，谁也夺不走。”

　　

如今，美国国内的撕裂、反智群体的数量之众、种族矛盾的尖锐对抗、对华裔科学工作者的敌视与骚扰、以及对留学生签证和OPT申请的各种刁难，时常让刘平深感震惊和忧虑，对美国的信心也逐渐下降，“就像是灯塔破灭的感觉吧”。

　　

有人体验孤独，有人觅得新机

　　

几乎每位留学生，在2020年都经历过在异国他乡自我隔离的日子，这些日子夹杂着恐惧和未知。

　　

有一个在硅谷的男生，由于不敢一个人出门，开车出去买东西一定需要朋友陪同；还有一个读大二的男生，一个人在出租屋熬到学校快开学，结果公寓发现了一名确诊病例，他立刻买票回国。

　　

在俄罗斯读研一的何叶秋，过了一段漫长的自我隔离生活。她所在的俄罗斯第三大城市叶卡捷琳堡并没有采取太严格的封城举措。“这里是座工业城市，政府担心如果叫停工厂，工人会上街游行，因此不敢轻易停工停产。”

　　

透过窗户，何叶秋看到楼下公交穿梭、人们正常上下班，她仍然保持每周出门一次，倒垃圾和买生活必需品。她已经习惯不和外界接触，只想顺利毕业、尽快离开这个城市。

　　

她记得，那会儿意大利刚刚有苗头，邻居们集体打电话给她的房东，希望她搬走，或者不让她出门，甚至因为担心从中国来的快递会传染病毒，不允许她接收从国内来的快递。当她听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时，已经学会装作听不懂赶紧走开。后来直到俄罗斯疫情暴发，周围的人才停止这些行为。

　　

今年近四分之三的时间，何叶秋一个人住在遥远的出租屋，只有两只猫咪陪着她。曾经有三周时间她连话都没说过，和家人打视频电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舌头有些打结。

　　

何叶秋说，自己总处于一种“冷静的暴躁”，就像一个人在火星或在大海上的孤独，表面很沉默，但内心刮着龙卷风，某一件小事刺激到她，情绪可能会立马爆发。“洗澡的时候水突然凉了，一激灵就开始哭；煎个鸡蛋，一走神煎糊了，也会伤心地哭，哭完又像没哭过一样。”她有着很强烈的倾诉欲，但又没法顺畅表达，陷入另一种暴躁的死循环中。

　　

在被疫情打乱的2020年，也有人找到新的机会。Sandy是美国伊利诺伊州某高校营销传播硕士专业的毕业生，她的工作左边offer右边也在入职前一周被取消了。“结果只能再啃老一会儿。”她无奈地说。

　　

Sandy在以色列读的本科，其间还去瑞典交换过，她热爱在不同国家体验不同文化，早就觉得自己是个世界公民。如今看到那些着眼于逆全球化的新闻，时常会觉得很难受。没想到，今年的疫情让在以色列认识的朋友离职了，于是俩人一起搭伙创业，开始做电商，建网站，卖旅游产品。Sandy也因此提前进入到理想中的数字游民的生活。

　　

　　

而对28岁的武汉人严岩来说，疫情改变了全家人对他留学的期待。

　　

严岩于8月16日从日本东京回国，隔离14天后，他将回到老家武汉，见到惦记了大半年的家人。2020年，他在日本经历了考大学院（即研究生院）落榜、找工作失败，疫情期间，他没能买到回国的机票，于是开始了环日本旅行，把每个县都走了一遍，到区县去看博物馆，或者租个车开到山林里待着。

　　

但是他的心仍然牵挂着家人。外婆去年年底做完手术，身上插着导尿管回家休养，却碰上了疫情，结果进不了医院也出不了家门。严岩在视频里看到外婆心情不好，和外公拌嘴，人也消瘦下去，让他很难受。直到4月，外婆做了好几次核酸检测，才终于进医院把身上的管子拔了。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作为国企职员的母亲奋战在志愿者一线，负责给社区的婆婆爹爹们量体温。家里的亲戚和邻居，有人因为新冠肺炎或其他原因去世了。他担心的时候会给母亲打电话，却总是说出很多“废话”，“我也帮不了她，她也帮不了我”。

　　

经历过了疫情，母亲对他的期待也变了，“要不你别漂了，家里什么都有”。严岩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国外，十年来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但现在，他只想在武汉安静地待一段时间。（王思琪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大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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