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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权运动起始于19-20世纪之交，“五四”时期的雨后春笋已属第二代。张竹君（1879-1964）是第一代女权运动领袖之一。作为科班出身的女西医，张竹君从广州来到上海，充分利用“粤沪新人网络”，从鼓吹女权主义转到脚踏实地的女性公益活动，对上海近代社会的形成贡献甚巨。

张竹君

近代知识女性被公开称作“先生”的，张竹君是极早一例。1909年7月19日，《申报》报道：“六月初二日上海医院行落成礼，……次由育贤女学生陈衡哲演说，上海医院系李平书先生与女医张竹君先生费尽心力始得成立，为我中国第一特创之医院，愿大众扶助等语。”

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当时就读于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女校。十几年后，她就任北大讲席，也荣登“先生”宝座。从清末民初语境分析，“先生”用来称呼女性，主要是指新式学校女教师，也用在女医生身上。张竹君身兼教师、医生两个身份，这个“先生”称谓似很恰当。

近代珠三角地区的“不嫁主义”

中国最早一批女权主义者当中，张竹君与秋瑾都属于坐言起行者，与单纯从事舆论工作者有别，而张竹君从事鼓吹与实践，比秋瑾还要早一些。1900年1月，张竹君毕业于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学堂，次年即集资创办南福医院，为女性患者服务。

张竹君在行医之暇，召集官绅眷属和相知志士，集名园演说，鼓吹男女平等，“以为女人不可徒恃男子让权，须自争之；争权之术，不外求学”。希望女子能够“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现极新之学”，“竹君持不嫁主义，以为当舍此身以担今日国家之义务。若既嫁人，则子女牵缠，必不能如今日一切自由也”（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1902年《新民丛报》第七号）。

张竹君高标脱俗的行为，首先是个性所造就，但也与家庭及社会环境有极大关系。马君武称张氏“故为世家”，冯自由说“父曾任显宦”，均不准确，有人甚至说其父为“三品京官”，大误。直到广州番禺学者何润霖1993年发表《“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张竹君》一文（《番禺文史资料》第22期），才首次弄清了她的家庭背景。

张竹君出身于十三行富商家庭，家在广州番禺沙湾螺阳乡岐山村。曾祖父张达才以经营丝茶起家。叔祖父张殿铨，少孤，由张达才教养成人，入十三行巨商潘家当伙计，后往苏州营商，结识一批安徽茶商。张殿铨敏锐地捕捉到欧美人饮茶口味的转变，发明松萝茶新制法，指导安徽茶商进行加工，回广州十三行开设隆记洋行，囤积巨量安徽绿茶，待外商云集时，开仓拍卖，一夜暴富（《张克慎堂家谱》）。

张家作为十三行茶商，与外商频繁接触，眼界非一般人家可比，子弟多接受中西兼修的教育，不以科举为目标。张竹君父亲张世蒸，原名泮藻，字典丽，号季霞，分省试用县丞（八品官）；精通数学，著有《弧三角法》《测量备要》等书。二伯父张世熙，号少壁，对机器制造工艺深有研究，同治十二年起任广东机器局帮办，后任石井兵工厂监工等职。从叔父张世鉴，毕业于中国第一家西医院博济医院，为独立开业的的西医。大哥张圻，毕业于南洋荷活士汽机专门学校工科，任制造西局帮监工；二哥张焱，毕业于广东军事学校步兵科，充制造西局管料；三哥张鑫，香港皇仁书院英文科毕业（《张裕庆堂族谱》）。

《张裕庆堂族谱》中的相关记载

张竹君幼年时患病，经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JohnGlasgowKerr）医生精心医治，渐渐痊愈，对西医十分信赖，遂于1895年入博济医院学习。她家中前辈及兄长，多有西学背景，她学习西医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张竹君奉行“不嫁主义”，主张女性自立自强，跟她出生成长的地域有重要关系。沙湾所在的番禺禺南地区，与相邻的顺德、南海、香山各县，乃是“不落家”、“守清”与“自梳”风气最为盛行的地区。所谓“不落家”，是指女子名义上成婚以后，不与丈夫同房，回门后即长居母家，出钱给丈夫纳妾以解决传宗接代问题；“守清”，指与已死青年男子的“神主牌”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回娘家生活；“自梳”，是指女孩子梳起发髻立志不嫁（区别于一般未婚女子扎辫子），与同样梳起的“姐妹”居于“姑婆屋”。

这三者具体形式虽不同，共同点是女性拥有独立的生存空间。这种婚俗在汉族各族群中独树一帜，其左边起源右边问题迄今未得到解决。有学者认为，蚕业缫丝业使得她们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以此来解释自梳女队伍的壮大则可，当作左边起源右边则不能成立，因为缫丝业同样发达的江南地区并无类似现象。萧凤霞、石峰等学者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认为这是珠江三角洲沙田区地方精英有意构建的“象征符号”，以与被视作“贱民”的疍家（船民）相区隔，成为“文化排斥”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家族男性成员也是此种婚俗的“共谋”者。自梳女分布范围，与珠三角沙田地区高度重合，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笔者认为，珠三角沙田地区女性为配合家族利益而作出“牺牲”，作为交换，自梳女获得了独立的财产权和姓名权。清代珠三角自梳女群体的涌现，可看作传统社会中女性权利的一场“革命”。

番禺沙湾鉴湖张大夫家庙（余国基摄）

这种独特风俗，给了张竹君以宽松的社会环境。张竹君成长于这个环境中，在接受了西式教育之后，转化为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势。为彰显“男女平等”之义，她经常西装革履，乘坐四抬开篷藤轿，“前呼后拥，意态凛然，路人为之侧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1页）。

移师上海

出生成长于广州的张竹君，为何在1904年移师上海？迄今为止的记述，都未能洞悉实情。

张竹君（1904年第9期《女子世界》）

庚子事变后，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上海等地发起了拒俄运动。1903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我国东北摩擦激化。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当时的中国人，多认为日本的挑战对中国有利。居留日本的各国人士，包括中国留学生，组织了赤十字社（红十字会），准备开赴东北战场救援。张竹君上书两广总督要求赴日参加赤十字社，得到批准，抵达上海准备东渡，因故未能成行。在上海同志恳求下，她留沪组织卫生讲习会，传播医学知识（《大陆》杂志1904年第3期）。

当年4月，有感于女子在当时社会状况下面临多种风险，张竹君在沪发起成立“女子兴学保险会”，揭示女性无学、无业、夫丧、子不肖等11种危险，提出“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险者芟夷而平荡之，……修智育以求自治，习工艺以求自养，联同志以求自镜……”（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327页）。

张竹君在上海创办育贤女工业学堂，成绩斐然，但初期因经费来源不足，几陷绝境。这时，她碰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小学（尚贤堂校舍）

沪上名绅士李平书，原名李锺钰，晚号“且顽老人”，宝山人，优贡生，接触洋务较早，在广东为官多年。十月下旬，李平书听友人说起育贤学堂行将解散，即前往察看，发现债主已准备封门。李平书对债主说，一切由我负责，让学生安心。不久张竹君回校，交谈中，李平书发现张氏竟是老相识张少壁的侄女。竹君伯父张少壁，在石井兵工厂任监工，是李平书同学张逸槎的同事（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

乖巧的张竹君立即提出拜李平书为义父。粤俗好结拜金兰，也流行拜义父义母，称为“上契”，通过这种拟亲属关系拓展社会网络。新春过后，张竹君假座上海愚园举行过继仪式，邀请地方绅董、粤籍巨商前来观礼，男女宾到者达100多人（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

李平书精通中医，张竹君则是出身科班的女西医，两人一拍即合，商定创办女子中西医学院。1905年1月23日，李平书、张竹君联名在《申报》发布《女子中西医学院章程》，声明：“一切经费及中医教术，由李平书担任；西医教术及宿舍事宜，由张竹君担任。六年之内，李平书不出仕，不赴他省当差；张竹君不回粤办事，不往他处。各尽心力，务底于成。特订合同，以坚信约。”

1909年，李平书约集梅问羹、虞洽卿、沈缦云、王一亭等绅士，创办上海医院（今上海第二人民医院前身），以张竹君为监院（院长）。“当日国人自办之医院，以该院为最完备”（史鱼：《记妇女运动之开山始祖——张竹君》，《七日谈》1947年第17期）。上海医院除日常诊病治病外，还定期举办义诊，协助市政当局遏制传染病。二次革命后，李平书因与孙中山、陈其美关系密切，被迫流亡日本。张竹君独力难撑，维持至1916年，无奈交给上海县政府接收。

1927年12月，李平书在昆山逝世。李氏自清末以来，对上海市政建设、慈善事业著有劳绩，深受市民敬仰。病重期间，张竹君数次前往探望；出殡之日，张竹君“抚棺恸哭，两目至于红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平书成就了张竹君的事业，而张竹君也尽心尽力回馈上海社会。上海各界为表彰李平书的贡献，集资为之树立铜像，1946年移置老城隍庙九曲桥畔，1960年代被毁。

1928年，因学童激增而学位不敷，张竹君借用霞飞路尚贤堂旧址（前上海商科大学）作为育贤小学校舍，招生数达到600名之多。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张竹君年过半百，仍自告奋勇出任红十字会义务医师，冒着日军炮火前往车站搬运伤兵。当她们打着红十字会旗帜迂回前行时，日军不顾国际法，悍然射击，所幸未能命中。2月1日，张竹君将其所办沪西健华颐疾园（疗养院）让出，用作伤兵医院，后编为红十字会后方医院第六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张竹君再次出任伤兵医院筹备委员。

张竹君终身未婚，然而每到星期日或公共假期，她的家里，总有二十个少男少女喊她“爸爸”。这些“儿女”，都是她抚养的孤儿。她特地让孤儿喊她“爸爸”，是因为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而没有经过生产的辛劳（陆丹林：《女权运动前辈张竹君》，《三民主义》半月刊1945年6卷第5期）。

1964年，张竹君寿终于上海，享年86岁。她在一生中，先后创办广州南福医院、育贤女学校、女子兴学保险会、女子中西医学院、上海医院、中国赤十字会、健华颐疾园、沪西时疫医院，培养女性医学人才无数，参与救灾、防疫、战地救伤、保护受害女性等社会公益活动，有造于社会者甚多。她的胞妹张湘纹，自幼被张竹君带到上海，于1917年在香山路创办人和医院、人和产科学院，是上海著名女医生和女界领袖之一。

张竹君胞妹张湘纹

从女权到“女益”

作为中国女权主义先驱，张竹君理论与实践同时并举，与偏重一面者有别。到上海之后，随着与沪上士绅合作的加深，她逐渐从激进的女权主义，转向注重实效的女性公益活动。

当时的博济医院为北美长老会在广东的大本营，师生几乎都信教。张竹君在1901年，已经敢于批驳教会教义，并坚决主张必须先输入新学术，然后可言自立，直言：“保罗谓女子不当施教，此谬论。男女平权，岂有女子不当施教之理。”（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

激进女权主义者多宣扬男女对立的观念，以树立旗帜，吸引听众，早年张竹君也未能免俗。“夫吾女子之险若此，岂天生女子必与以若是之厄境乎？抑吾人自造之孽乎？推原其故，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彼男子之肉，其不足食矣”（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女子欲求自立，“望诸男子，殆无望也”（张竹君：《卫生讲习会演说》）。随着与李平书的合作日益紧密，张竹君逐渐调整了调子，不再将同处清廷、外国势力压迫下的男子相对立，从原来注重向男子“争权”，转而与主张平权的男子合作，共同推进“女益”，以实事代空言。

武昌起义后，徐宗汉姐姐徐慕兰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其它省份也有类似组织。经历过武汉战场枪林弹雨的张竹君，对只图虚名不顾实效的做法大不为然，公开表示反对：“民国新立，百务待兴，凡我女界，苟有志于辅助国家社会，其功最伟，其事正多。而惟组织女子军队一节，甚非鄙人所乐闻。……纵今日所编之女子军队，俱能挑选合格，而就生理上切实言之，比较男子，相差终远。”（张竹君：《论组织女子军队》）张竹君以女医生身份，客观承认男女在体力、速度上仍有差距，不顾情面加以规箴，立言中肯。

1907年，由刘师培妻子何震（何殷震）领衔发起的激进女权主义组织——女子复权会，在日本创办《天义》杂志，高调宣扬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天义派”的女权主义，以骂倒一切、专事破坏为宗旨。8月10日，《天义》发表《男盗女娼之上海》，署名“志达”，以诬陷手段对张竹君发动恶毒攻击：“新党之好淫者，必借婚姻自由为名而纵其淫欲；女子稍受教育者，亦揭‘自由’二字以为标，视旁淫诸事不复引为可羞。由是，无娼妓之名，而有娼妓之实。厥后，张竹君以伪学之名，献媚上海之绅商；以淫恶导其生徒，曾不稍耻，而风俗之坏，遂不可明言。……张竹君诸人之罪，固将上通于天；即效法张竹君诸人之行者，已将为豺虎所弗食矣。”（刘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册第284-285页）

何震办《天义》杂志，为虚张声势，有些文章用笔名发表，“志达”即是其中之一。1907年12月30日，《天义》发表《女子教育问题》，文章署名“志达”，目录标注的是“震述”；同一期还有一篇《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文章署名“震述”，目录标注的是“志达”。“志达”即是何震笔名。

何震在上海与日本之间穿梭，应知张竹君所办育贤女工业学堂所为何事。这篇奇文通篇没有指出张竹君所做的任何具体事实，直接进行污名化，何震的投机性由此暴露无遗。1907年，何震、刘师培夫妇认为自己最“革命”，骂倒一切维新、立宪派人物，然而到1908年底，两人却迅速投入两江总督端方幕下，甚至有出卖同志之嫌，与张竹君兴办女学、提高女子自立能力的持续努力相比，两者孰高孰下，世人自有明断。

辛亥女杰

早年，张竹君只在广州、上海有较大影响。1911年创立中国赤十字会，则让她名满全国。

张竹君与立宪派士绅关系密切，内心却对革命党寄予同情。1901年她在广州办南福医院时，出身名门的奇女子徐宗汉就已慷慨捐资，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闺密”。张竹君定期举办演说会，吸引了胡汉民、马君武等男青年前来听讲。1907年，徐宗汉在南洋加入同盟会，后回广州，与高剑父、潘达微等负责广东同盟会工作。

1911年初，孙中山、黄兴集合同盟会精英，发动“三?二九起义”（俗称“黄花岗之役”），黄兴力战受伤，潜往河南溪峡街徐宗汉负责的机关疗伤。恰巧张竹君回穗，陪同徐宗汉护送黄兴往香港动手术，黄兴、徐宗汉由此而喜结良缘（《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名人传略》第246页）。

辛亥时期的张竹君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张竹君紧急联络在沪革命党人和士绅，于10月18日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会董有伍廷芳、宋耀如、虞洽卿、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张竹君出任会长一职。此时清军反扑武汉，情况危急，急需同盟会领导前往指挥调度。张竹君毅然决定，让黄兴、宋教仁、陈果夫、朱家骅等化装混入赤十字会救援队伍之中，躲过清廷检查，及时抵达武汉。在她出色组织领导下，整个会务井井有条，第一批120人准时出发，又让后方急需组织第二批队伍跟进。10月24日，张竹君率第一队“同至怡和码头，登瑞和轮船首途。行时道旁观者皆惊为未见，而西人皆肃然尊敬”。

上海原有沈敦和组织的官方红十字会，张竹君用“赤十字会”以示区别，以老外交官伍廷芳领衔压阵，避开清廷的严密搜查。这个计划在武昌起义后短时间内即成功实施，张竹君决策之果断、行事之勇往、谋事之周密，在当时女界中无出其右者。

1912年4月，孙中山在《致李晓声函》中，称赞宋耀如为革命“隐君子”，“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清末中国社会，在清廷与列强的夹缝中，生长出一个具有西学、洋务背景的“新人”阶层，尤以香港、广州、上海为多。这些“新人”不以科举为目标，主要从事外交、西医、传教、外贸、洋务企业工作，不再效忠清廷。他们结成一个密切交往圈，不少人从维新转向革命，成为革命党在国内的潜在力量。革命党虽主要在海外活动，但通过这个“新人网络”进行了有效的渗透。伍廷芳、李平书、宋耀如、张竹君等人，可以说是这个“粤沪新人网络”的重要棋子。这些有西学、洋务背景的人士，平时通过慈善、公益活动互相联结，一旦时机成熟即投身革命。近代公益事业与革命的关系，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加以重构。

（按：本文所引用史料，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申报》，为免繁琐，不再一一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