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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大博士后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一事成为网络热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陈龙为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在2018年体验了5个半月的外卖骑手劳动过程。陈龙在媒体发文自述了近半年做骑手的经历。

根据陈龙对媒体自述，2018年，他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他好奇的是，几十万骑手如何在全国各个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乱却能做到井然有序。他的论文成果将在今年出版，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澎湃新闻记者5月9日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发现，陈龙的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已于近期发表在期刊《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上。陈龙在摘要部分表示：“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本文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

通过自身经验，陈龙指出：“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

陈龙认为：“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陈龙在论文中多处以自己送外卖的经验为例，分析了外卖平台系统所存在的问题。

例如，陈龙的论文在“‘数字控制’下的骑手自主性”一节中引用了自己在所在外卖团队的微信聊天群中看到的一段对话：

↑论文截图

陈龙解释：骑手口中的“报备”指的是，在配送工作因餐厅出餐慢而被延误时，骑手可以通过“报备”延长送餐时间。“挂单”则是骑手在经年累月地送餐过程中“发明”的一种能够多跑单的策略。原则上，骑手接单以后应该立即前往餐厅取餐。但是，在骑手向平台系统反馈“确认取餐”之前，平台系统如果接到相同去向的新订单，会将新的订单派给同一骑手。是否会有这样的订单完全取决于运气，因此骑手就通过“挂单”即拖着不向平台系统反馈“确认取餐”的方式来碰运气。“挂单”实际上是以延误送餐时间来换取更多订单的策略。但是，当骑手既想“挂单”又不想因为“挂单”而延误送餐时间时，弥补“挂单”造成的时间损失便成了摆在骑手面前的首要问题。

他在论文中指出：相应地可以延长送餐时间的方法就是“报备”，但是“报备”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第一，骑手在餐厅附近；第二，骑手到店已超过5分钟；第三，餐厅没有在预计时间出餐。对于经验丰富的骑手来说，满足“报备”的前提条件是很容易的。首先，骑手等单的地方与大部分餐厅间的直线距离均在500米以内（“餐厅附近”的要求就是直线距离在500米以内）；其次，由于在500米以内，所以骑手在原地就可以点击“确认到店”，这样在原地“挂单”的同时就满足了到店超过5分钟的要求；最后，在忙乱中，即使餐厅已经出餐，骑手也依然可以咬定餐厅没有在预计时间内出餐或者找不到订单。最终，骑手通过“报备”前一订单即假称是餐厅出餐慢而不是自己“挂单”造成送餐延误，就可以延长前一订单的送餐时间。

在论文的最后，陈龙认为：尽管平台系统用于管理骑手的数据是客观的，但其背后存在利益导向。技术不管再怎么飞跃，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资本。而对技术神话的盲目推崇时常让我们放松对幕后操作的警惕。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平台系统并非客观中立的“管理者”，“数字控制”的背后存在着资本操纵的身影。如果说社交媒体、购物网站的内容会根据受众的偏好和习惯进行因人而异地推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平台公司正将他们收集来的数据运用到使其利益最大化的管理中。

陈龙写道：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互联网平台包围，无论消费者还是劳动者，要避免自己最终沦为互联网平台下的“数字难民”，就必须看到数据潜在的阴暗面，警惕技术背后的资本操纵，通过反思、批判和行动抵制平台公司的数据侵犯。

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记者岳怀让）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薛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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